作为“青年诗人”的鲁迅——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们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段特殊的精神历程:已过中年的他曾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他对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的洞察,披露了鲁迅内心最细腻、最纯粹的个人化情感和精神世界,提示了个人与时代深刻矛盾和对超越性追寻的命题。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略述1922至1923年中共中央四次迁址的原因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以上海为中央驻在地的。兹后，共产国际建议迁址广州，由于陈炯明叛乱而未成行。为领导北方工人运动，加之上海党组织破坏严重，中共中央迁至北京。数月后，因北方工人运动严重受挫不得不迁回上海。为着加强国共合作，旋迁至广州，后因广州地理位置悬远，陈独秀、马林与孙中山龃龋不合，不得已复迁至上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四易其址，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原因及国际背景，本文运用国内外文献档案史料对此作了初步探析。

从希望到失望——北京教育界与1922年的北京政局

1922年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局迎来崭新一页。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京教育界对于掌控北京政局的直系充满期待,而直系也极力拉拢对舆论有重要影响力的北京教育界。双方先是在最高当局的人事安排上配合默契,北京教育界参与了去徐倒孙迎黎的一系列活动,继而推出了自己中意的教育当局,最后更与直系中的吴佩孚派合作捧出了王宠惠"好人政府"内阁。但随着北京教育界与直系在政治理念上分歧加大以及各自内部派系纷争扩大,双方的合作走向了终点。

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制约

192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既未实现收回旅顺和大连的政治目标,亦未动摇日本经济基础。国人采用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民众的运动策略,而日本朝野上下的强硬立场并无不同。在中日双方国力悬殊的非均衡博弈中,日方的政治压力最终成为抵货运动难以持续进行的外部性制约因素。没有强大国力作为坚强后盾而仅凭消极的经济抵制,民族主义目标绝难一蹴而就。

试析1922年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失败的主观原因

1922年开滦五矿工人同盟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一次罢工,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深入总结这次罢工失败的原因,尤其是主观原因,对全面认识这次罢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罢工失败的主观原因作了系统论述,并指出主客观因素的统一,应是全面考察这次罢工失败的立足点。

列强与1923年中国《商标法》之颁行

根据1902年的中英商约和1903年中美、中日商约规定,清政府于1904颁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对各国商标进行立法保护。但各国表示不满意,向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断提出交涉,要求修改。1923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颁行《商标法》,各国起初仍不满意,经过与民国政府多次交涉,各方均做出一定让步,至1926年底各国最终承认《商标法》。中国《商标法》的颁行是中国与列强长达20余年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其中也交织着列强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列强各国承认《商标法》,使中国政府对中外商人的商标进行保护有了法律依据,便于解决各国之间和中外之间的商标纠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历史教育会议述评

1921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民国时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育团体，下设32个专门委员会，历史教育委员会即是其一，该委员会是最早专门研究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民间学术组织。

顾颉刚古史神话研究之检讨——以1923年古史大争论为中心

顾颉刚的神话传说研究多数时候是与其古史研究交织在一起的。 192 3年 ,在胡适主持的《努力》增刊《读书杂志》上 ,围绕顾氏“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曾发生过一场热烈讨论 ,这场讨论也标志着疑古思潮为主的中国新史学的全面登场。同时 ,顾氏本人对神话传说的根本观点与方法也表露无遗。站在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 ,有许多值得领受与检讨的地方 ,在方法论层面上意义尤著。这对于今天的史学与神话学研究 。

1923—1925年广州的治安形势及孙中山的整治措施

1923—1925年,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的时期,这一时期广州的治安形势明显恶化。为了保卫广东根据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治安的措施,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看列宁法治理念的渊源与局限

列宁的法治思想源自于自彼得大帝以来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强调依法治国是俄罗斯近现代化转型中的一条重要主线,但是列宁的法治理念与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的共同的局限性都在于法制不缺,但都不是作为保障民众自由的法治,而是作为统治阶级"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的工具主义的法制。

关于瞿秋白1922年4月陪同达林到广州一说质疑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80页页脚第3条注释认为,1922年4月是瞿秋白与张太雷一起陪同达林到广州的。根据对有关资料和文献的分析,这条注释可能有误。瞿秋白当时正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在莫斯科采访调查,并没有回过国。这条注释的说法来自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而回忆录显然出现了记忆误差。

1922年知识界的制宪讨论——以《东方杂志》“宪法研究号”为中心的考察

1922年,随着旧国会的恢复和制宪运动的兴起,知识界就中国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以《东方杂志》"宪法研究号"为中心,以国家结构形式、政体形式、国民权利问题为视点,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时人发表的各种不同意见或宪法主张,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其进行评价是很有必要的。

1923年上海商界的反贿选运动——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中心

曹锟贿选是武人政治与金钱政治结合的产物,招致全国各界的普遍反对。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中心的上海商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运动,他们纷纷集会、通电,否认北京政府,主张国民自治,呼吁罢税惩凶,并推动上海总商会出面组织民治委员会。上海总商会将民治委员会严格控制在大商人层面上,导致了"民治"即"商治"的局限性,增加了上海商界内部大商人与中、下层商人之间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反贿选运动的力量。反贿选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上海商人国民责任意识的一次实践和寻求国民自治的一次尝试,表明了上海商界与北京政府的进一步疏离,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商人阶级提供了一个实例。

1923年鲁尔事件与欧洲格局巨变

鲁尔事件是一战后初期国际关系调整的转折点 ,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展开的激烈斗争 ,促使凡尔赛体系迅速解体 ,为欧洲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梁启超1922年南京讲学的文论向度

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和演讲中所秉持的学术立场值得人们回味。梁氏的讲学活动显示了一种文化自觉,其诗学解析与文化阐释,激起了一定的反响。梁氏演讲内容充实而隽永,文论具有中庸而调和、稳健而温和的特点,充满着宽阔的文化视野和精深的历史质感。这与当时的学衡派和新文化派人士的文化立场有所不同。

自由观视阈下1917—1922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倾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在1922年的最终分化,固然根本在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下救亡迫切性所致,但如从1917—1922年这一时间段中统一战线内部各派对自由的差异性理解而形成的固守、超越、徘徊等三种趋向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实质上已预示着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分化的征兆。而这三种主要的自由观倾向既折射出了一开始成为统一战线"共识"的自由主义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也反映了当时面对变迁化的中国具体问题情境先进的中国人就选择何种自由观去救国救民的矛盾心理和艰辛的心路历程。

学制变迁与实业教育的发展－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与1922年“新学制”中实业教育之比较

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对癸卯、壬子癸丑与1922年'新学制'中有关实业教育部分进行探讨和总结,以期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帮助.

论1922年的职业教育学制改革及其当代价值

1922年的职业教育学制改革经过重重曲折,终得以有所成效,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培养目标得以明确,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沟通联系也得以加强,这两方面也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