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历史流变——评《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研究(1868—1936年)》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研究(1868—1936年)》一书,结合日本近代由弱到强进而走向侵略扩张的社会背景,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这一历史时期学校体育的流变历程、特征、作用、历史地位及影响因素,反思其学校体育的军国主义化。研究认为: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并非单纯的体育教育活动,它是近代教育的重要构项,是日本推进文明开化的场域之一,在改善国民体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军国主义的蔓延,学校体育逐渐与军事捆绑,逐步沦为扩军备战的工具,既违背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学校体育只有回归教育本质,才能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真正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1936年甘肃康乐6(3/4)级地震地表破裂带调查

结合前人研究结果和野外考察,发现1936年甘肃康乐6^3/4级地震的地表破裂带长14 km,走向NWW,主要由3小段（西段、中段和东段）呈右阶排列而成。地表破裂主要有地震陡坎、地裂缝等。西段长3.7 km,有新鲜的崩塌堆积;中段长4.4 km,有大规模的基岩崩塌,同震左旋位移和垂直位移分别为2.5 m和0.6 m;东段长约6 km,同震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分别为1.5 m和0.3 m。同震变形以左旋走滑为主,兼具逆冲分量,最大地表垂直位错量（0.6 m）仅为水平位错量（2.5 m）的（1/4）。1936年康乐地震时崩落的岩块上零星生长着最大直径仅20-30 mm的丽石黄衣,部分无地衣生长,此次地震由围子山—大夏河断裂向东扩张所致。

1936年电化教育在中国诞生的经过与相关文献史料

本文论述了1936年电化教育在中国诞生的经过及背景、早期教育电影的发展及理论,并列举了与此相关的珍贵文献史料。

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编查数据的考察

考察人口统计数据是历史人口研究的第一步。文章溯本清源,梳理了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编查数据的来源,考察了其质量,并利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对1936年安徽的人口数量进行了大概规模的复原。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制约

192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既未实现收回旅顺和大连的政治目标,亦未动摇日本经济基础。国人采用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民众的运动策略,而日本朝野上下的强硬立场并无不同。在中日双方国力悬殊的非均衡博弈中,日方的政治压力最终成为抵货运动难以持续进行的外部性制约因素。没有强大国力作为坚强后盾而仅凭消极的经济抵制,民族主义目标绝难一蹴而就。

列强与1923年中国《商标法》之颁行

根据1902年的中英商约和1903年中美、中日商约规定,清政府于1904颁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对各国商标进行立法保护。但各国表示不满意,向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断提出交涉,要求修改。1923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颁行《商标法》,各国起初仍不满意,经过与民国政府多次交涉,各方均做出一定让步,至1926年底各国最终承认《商标法》。中国《商标法》的颁行是中国与列强长达20余年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其中也交织着列强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列强各国承认《商标法》,使中国政府对中外商人的商标进行保护有了法律依据,便于解决各国之间和中外之间的商标纠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1925-1936年我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

1925-1936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为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公共图书馆开展了多种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围绕延伸服务、读者服务和图书馆宣传三个方面进行,主要内容有普及借阅、识字教育、指导阅读和普及知识。本文重点介绍了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并对其进行评价,肯定了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在提高民众的阅读兴趣,培养民众自主阅读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1936-1937年重庆地区“祭拜神灵”救灾述论

1936-1937年,重庆及附近的江北县和巴县爆发了特大旱灾,对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政府和民众都进行了祭拜神灵救灾。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祭拜神灵求雨迎合了民众盼雨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灾荒时期人们的心理动荡,对疏导民众对灾荒的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稳定有较大的作用。当然,祭拜神灵求雨浪费大量时间,耽误了科学救灾的有利时机,所浪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也大大影响了科学救灾的成效。

1925～1936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兴盛的成因与评价

1925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图书馆事业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本文探讨其成因,并对这段历史作出评价。

顾颉刚古史神话研究之检讨——以1923年古史大争论为中心

顾颉刚的神话传说研究多数时候是与其古史研究交织在一起的。 192 3年 ,在胡适主持的《努力》增刊《读书杂志》上 ,围绕顾氏“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曾发生过一场热烈讨论 ,这场讨论也标志着疑古思潮为主的中国新史学的全面登场。同时 ,顾氏本人对神话传说的根本观点与方法也表露无遗。站在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 ,有许多值得领受与检讨的地方 ,在方法论层面上意义尤著。这对于今天的史学与神话学研究 。

1923—1925年广州的治安形势及孙中山的整治措施

1923—1925年,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的时期,这一时期广州的治安形势明显恶化。为了保卫广东根据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治安的措施,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

1936—1937年中国学术界的战时财政主张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中国学术界的战时财政主张张鸿石抗战前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的严酷现实，在国民政府着手进行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准备的同时，中国学术界围绕着如何解决战时财政问题曾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

在生成与转向间——1936～1966年《骆驼祥子》的接受研究

1936～1966年《骆驼祥子》的接受研究分为两个阶段:1936～1948年为生成与展示期,开放的审美观念使《骆驼祥子》在语言艺术、人物形象、艺术价值、艺术切入点、域外接受心理与文本意义潜势等介入点上生成了有待实现的期待视野,为接受深化开启了通道。其中,出色的语言艺术为接受者所公认,成为《骆驼祥子》接受的既定视野。1949～1966年为转向与过滤期,一元化的审美观念使接受者注重对文本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思想倾向的强调与定向,使得这两个时代的接受视阈发生错位,相互间的接受视野无法对接、扩展、深化,而那些看似理性、导向性的接受视阈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时,淡出历史。

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192 7～ 1936年 ,南京国民政府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运动 ,这既是南京国民政府化解其统治危机的现实需要 ,也是国民党“民生主义”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农村合作运动 ,作为农业现代化经济格局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虽然在 30年代呈现出了一派热闹景象 ,但对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 ,实际收效甚微 。

《申报》的“奥运”史料研究——以1936年中国柏林奥运之行为中心

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转型,还表现为文化思想领域的转型。本文主要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变迁中奥运意识进行研究和探讨,力图以1936年中国柏林奥运之行为考察点,论述奥运意识在中国近代的显现。

1923年上海商界的反贿选运动——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中心

曹锟贿选是武人政治与金钱政治结合的产物,招致全国各界的普遍反对。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中心的上海商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运动,他们纷纷集会、通电,否认北京政府,主张国民自治,呼吁罢税惩凶,并推动上海总商会出面组织民治委员会。上海总商会将民治委员会严格控制在大商人层面上,导致了"民治"即"商治"的局限性,增加了上海商界内部大商人与中、下层商人之间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反贿选运动的力量。反贿选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上海商人国民责任意识的一次实践和寻求国民自治的一次尝试,表明了上海商界与北京政府的进一步疏离,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商人阶级提供了一个实例。

作为“青年诗人”的鲁迅——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们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段特殊的精神历程:已过中年的他曾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他对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的洞察,披露了鲁迅内心最细腻、最纯粹的个人化情感和精神世界,提示了个人与时代深刻矛盾和对超越性追寻的命题。

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

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是与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紧密相连的。希特勒试图将这届奥运会变成炫示日尔曼种族优秀论的工具,因而竭力排斥犹太人参加;世界各界尤其是体育界为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排斥,对柏林奥运会进行了抵制;国际体育界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压力,使希特勒不得不步步后退,采取措施减缓并暂时停止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的运动成就给予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谬论以有力的回击。柏林奥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纳粹德国反犹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纳粹德国更加疯狂地推行反犹政策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