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制约

192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既未实现收回旅顺和大连的政治目标,亦未动摇日本经济基础。国人采用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民众的运动策略,而日本朝野上下的强硬立场并无不同。在中日双方国力悬殊的非均衡博弈中,日方的政治压力最终成为抵货运动难以持续进行的外部性制约因素。没有强大国力作为坚强后盾而仅凭消极的经济抵制,民族主义目标绝难一蹴而就。

列强与1923年中国《商标法》之颁行

根据1902年的中英商约和1903年中美、中日商约规定,清政府于1904颁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对各国商标进行立法保护。但各国表示不满意,向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断提出交涉,要求修改。1923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颁行《商标法》,各国起初仍不满意,经过与民国政府多次交涉,各方均做出一定让步,至1926年底各国最终承认《商标法》。中国《商标法》的颁行是中国与列强长达20余年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其中也交织着列强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列强各国承认《商标法》,使中国政府对中外商人的商标进行保护有了法律依据,便于解决各国之间和中外之间的商标纠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顾颉刚古史神话研究之检讨——以1923年古史大争论为中心

顾颉刚的神话传说研究多数时候是与其古史研究交织在一起的。 192 3年 ,在胡适主持的《努力》增刊《读书杂志》上 ,围绕顾氏“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曾发生过一场热烈讨论 ,这场讨论也标志着疑古思潮为主的中国新史学的全面登场。同时 ,顾氏本人对神话传说的根本观点与方法也表露无遗。站在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 ,有许多值得领受与检讨的地方 ,在方法论层面上意义尤著。这对于今天的史学与神话学研究 。

作为“青年诗人”的鲁迅——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们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段特殊的精神历程:已过中年的他曾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他对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的洞察,披露了鲁迅内心最细腻、最纯粹的个人化情感和精神世界,提示了个人与时代深刻矛盾和对超越性追寻的命题。

1923年上海商界的反贿选运动——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中心

曹锟贿选是武人政治与金钱政治结合的产物,招致全国各界的普遍反对。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中心的上海商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运动,他们纷纷集会、通电,否认北京政府,主张国民自治,呼吁罢税惩凶,并推动上海总商会出面组织民治委员会。上海总商会将民治委员会严格控制在大商人层面上,导致了"民治"即"商治"的局限性,增加了上海商界内部大商人与中、下层商人之间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反贿选运动的力量。反贿选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上海商人国民责任意识的一次实践和寻求国民自治的一次尝试,表明了上海商界与北京政府的进一步疏离,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商人阶级提供了一个实例。

1923年鲁尔事件与欧洲格局巨变

鲁尔事件是一战后初期国际关系调整的转折点 ,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展开的激烈斗争 ,促使凡尔赛体系迅速解体 ,为欧洲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孙中山与1923年的东征讨陈之役

1923年5月至11月间发生于东江区域的讨伐陈炯明叛军之役,是孙中山一生多次亲临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一次典型战例,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役。它不仅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军事和政治基础,而且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与惠州为主体的东江区域关系密切的历史见证。

干涉与反干涉:关于1923年中国商标法的中外交涉

192 3年 ,中国颁布新商标法以取代之前带有强烈半殖民地性质的《商标注册暂拟章程》 ,意味着结束海关代管商标注册的局面。此事直接关系列强在华利益和特权 ,所以遭到列强和各国商会的极力反对和一再无理干涉 :公使团提出承认商标法的重要条件是聘用外人为助理 ;商会提出由列强参与、“共同管理”中国商标行政 ,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外交。而中国政府在中外交涉过程中有抗争有妥协 ,最后采取折衷办法 ,同意向万国商标联合会聘请专家为顾问。尤为可贵的是 ,中国商会和商人也以外交后援的方式参与这次中外交涉。可以说 ,关于 1 92

1903-1923年我国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对1903-1923年间我国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的发展情况分为两个时段进行研究。1903-1911年是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形成阶段,政府颁布重要章程、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出版、教科书的内容具有时代特点;1912-1923年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受先进思想影响,陆续出版的中小学体育教科书更符合中国国情,体育教科书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及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发展的时代性、权威性和继承性对当下的启示。

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之后果分析

1923年抵制日货是近代史上国人的第六次抵制日货运动,其规模、范围、持续时间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历次抵制同类运动无法比拟的。笔者借助当时相关报纸新闻、文献史料来粗浅分析此次抵制运动对中日两国造成的影响,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委。

略述1922至1923年中共中央四次迁址的原因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以上海为中央驻在地的。兹后，共产国际建议迁址广州，由于陈炯明叛乱而未成行。为领导北方工人运动，加之上海党组织破坏严重，中共中央迁至北京。数月后，因北方工人运动严重受挫不得不迁回上海。为着加强国共合作，旋迁至广州，后因广州地理位置悬远，陈独秀、马林与孙中山龃龋不合，不得已复迁至上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四易其址，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原因及国际背景，本文运用国内外文献档案史料对此作了初步探析。

试议苏俄的远东政策(1917-1923年)

1917- 192 3年这一时期是苏维埃俄国由立国未稳到日趋巩固并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时期。由于苏俄远东政策服从服务于苏俄的欧洲政策 ,所以随着苏俄国内情况和外部形势的变化 ,苏俄远东政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很大的摇摆性和暂时性。它体现了“推进世界革命与维护俄国利益”

围绕1923年废除“二十一条”法理问题的中日交涉辨析

1923年3月10日北京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照会。中国要求废约的法理依据是"情势变迁"而条约不适用,单方面宣布条约无效,进而推动修改条约。日本一方面运用国际法对中方废约要求进行反驳,另一方面积极与英美列强沟通。英美等国虽然不赞成中国的废约行动及其法律依据,但为了自身利益也不愿支持中日交涉中的日方。日本虽然坚持《民四条约》在法理上的效力,但在国际正义、道德上已受到削弱。北京政府此次废约交涉失败了,却看到国际情势对己有利的变化和国际法观念的逐渐转变,开始协调与各列强关系的同时,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寻求弱国在强国主导的世界之下,实现收回国权的手段。为此后中国的修约、废约外交提供了方法与经验。

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制定中的省制之争

192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是近代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该宪法的一大特色是在国家结构设计中对中央与地方制度的安排,即明确作为地方的省在宪法中的地位和权限。透过对在制宪过程中省制问题争议的还原,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地方问题在民初政治秩序中的重要性,对于民初议员们议政情形有更多认识,对这部宪法的性质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本文以宪法制定过程中刊发的《宪法会议公报》为依据,从省制条文产生过程中争论较多且最主要的关于省的性质地位及省权大小等方面展开,试图呈现制定过程中议员们对省制问题的争辩,以及对最后形成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影响和意义。

1923年中共中央局迁粤始末

关于1923年5至9月中央局南迁广州的问题,是党史学界早有人知的史实,在不少有关的著述中都有所阐述.只是由于宣传不多等原因,社会上有的人对此缺乏了解,要求作进一步的解释.现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近年翻译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和其他有关的史料,对此作一个综合的说明.

百年前的回望与启示——192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普雷格尔的科研奇迹

弗里茨·普雷格尔因创立了有机物质的微量定量分析法而获得1923年诺贝尔化学奖,在获奖百年之际,本文回顾了他的相关研究背景和科研历程,并概述了微量定量分析技术的诞生情况。普雷格尔的成功体现了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坚实基础、站立巨人肩膀上的继承创新、合作研究协同创新的重要性,其经历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如何建立新时代理想研究生师生关系的思考。

1923年中国商标法交涉过程中的中外商会

1923年中国商标法交涉过程中中外商会的态度和行动,体现了近代社会团体的外交参与情况。外国商会主张列强参与、“共同管理”中国商标行政,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本国政府的外交立场和交涉过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质是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中国商会和商人也以外交后援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事,但中国商会所起作用都无法与外国商会相比。

由抵货而赈灾:1923年天津民众对日态度转变述论

1923年春,国人因日本拒绝交还旅顺、大连,拒绝中国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天津民众的表现甚为积极。但由于部分商人态度消极,进行中存在较大阻力,实际行动与制定的规划、措施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但9月1日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后,天津及南北各地民众即转而积极开展赈救日灾活动。国人对日态度的这一转变,官方的大力推动为表层的直接原因,商人难以接受因抵货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对中日关系前景的考量,方为其背后的主要原因,而日遭震灾只是提供了契机,国人对救灾恤邻古训的秉承、"以德报怨"的善良愿望则为这一转变涂上中国文化的底色。

1923—1925年广州的治安形势及孙中山的整治措施

1923—1925年,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的时期,这一时期广州的治安形势明显恶化。为了保卫广东根据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治安的措施,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