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力量在灾害救助中的作用——以1924年上海祥经织绸厂火灾为例

灾荒史是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其往往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4年,上海祥经织绸厂发生巨大火灾,近百人罹难。灾情发生后,社会团体、爱心人士、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迅速反应,开展多种形式的救助,对受灾者施以援手。其在弥补政府救助短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现代化事业发展、传播正能量等方面多有裨益。

1861—1924年俄国土地制度演进之法律社会学分析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及其土地制度。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在不付赎金的条件下获得土地并进行“土地平分”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1917年后农民要求废除一切形式的土地私有制,禁止土地买卖,代之以农民土地占有制。新经济政策则赋予了广大农民自由选择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的权利。土地制度的演进反映了农民身份的变化和权利与自由的变迁。法律同土地所有权之间的连接,不仅能够说明和分析现实中的法律,而且能推动和促进土地制度的合理变迁。

杜威1924年关于土耳其教育系统的报告及影响

约翰·杜威(John Dewey)对现代教育思想的与众不同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目前教育理论界有关杜威的研究和影响正在复兴以产生合理的理论来阐述今天学校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国际影响和声望是独一无二的。在20世纪20年代，杜威先后访问了日本(1919年)、中国(1919-1921年)、土耳其(1924年)、墨西哥(1926年)及苏联(1928年)五个国家。除了进行教育改革的演讲，

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

1923年初 ,孙中山通过滇军、桂军、粤军的力量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 ,第三次在广东建立了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讨陈”战争的需要 ,孙中山必须想方设法满足诸路军阀贪得无厌的胃口。为此 ,孙中山及广东政府采取了过度“抽血”的财政政策。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广东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的分析 ,认为对1924年底发生的“商团事变” ,不能将其简单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事变的发生 ,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扣械事件”

1916—1924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的三次停兑风潮

1914年 6月 ,中国银行广东分行成立 ,银行成立之初 ,信用坚挺 ,所发纸币流通较广 ,成为地方金融中枢。 1916年粤省政局迭变 ,引起金融风潮 ,粤中行先后经历了三次停兑 ,最终导致破产。

1924年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之嬗变

192 4年 ,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由恶化走向武装对抗。二者关系恶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广东社会内部 ,即广东革命政府加重税收。商团拒绝纳入革命政府体系 。

1922-1924年的中共宣传工作——从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22-1924年,时代赋予中共宣传工作三大历史使命: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宣传民主联合战线、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共围绕主题,积极开展了各项宣传工作,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进程的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特色鲜明,在中共宣传史上居于重要位置。同时,其积累的大量宝贵经验,对之后和今天的宣传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92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典礼

1924年6月24日，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在学校礼堂隆重举行。

1924年前后中苏关系的变化与日本陆军的因应

1924年前后,中日苏三国关系处于一种既相互矛盾又有调和空间的状态中。面对1924年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外务省将着眼点放在纯粹具有外交性质的对苏承认问题上,而日本陆军则将着眼点放在了"北满之日本势力"问题上,双方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对中国政策的分歧。日本陆军对中苏关系以及"北满"问题的认识,是其1923-1927年间对张作霖进行援助的最主要原因,这恰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地方。"援助张作霖"和"对抗苏联"联为一体,成为日本陆军1920年代对"满蒙"政策的最主要内容。

历史的截面:1924年的中国电影

在新电影史学理论的观念启迪下,借用“年鉴式”的电影史研究方法将1924年作为窥察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一个截面,并认为1924年是中国电影全面勃兴的关键之年,正是在这一年中层出不穷的电影事件推动了民族影业的初兴、电影理论的生发、民族电影类型及传统的初步确立,以及专业电影人才的培养等,深刻改变了中国早期电影的面貌,为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商业浪潮及作为整体的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奠定了物质、人才、理论与创作基础。

试论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原则

民主集权制是１９２４年后中国国民党所实行的组织原则。从这一原则的由来和基本内容看，其实质就是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创立的，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实行这一组织原则，既是它总结自己在组织建设方面的教训后的必然选择；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影响和帮助的结果；更是中国当时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研究这一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民主集中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原则，但在实践中要着重防止过份集权。在当前的改革进程中，一定要解放思想，冲破禁锢，大胆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切忌贴政治标签。

近十年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研究综述

今年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80周年。80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由此所掀起的“大革命”风暴，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对于此后左右中国革命进程的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的研究上学者们争论较大。

从长沙《大公报》(1924)看湖南匪患

民国政局纷扰,军阀混战,匪盗猖獗。1924年虽为国共合作开始,但此时的湖南仍处混战之境,匪患氛炽。本文试通过对1924年湖南匪患状况及当局剿匪抚匪举措的分析,略探1924年匪患原因。

历史与记忆之间: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档案照亮徐悲鸿留法历程(1919?—1927年)

保存在巴黎国家档案馆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档案数量众多,且质量优异。这让我们得以研究徐悲鸿在1919年到1927年间留法历程中的更多细节。首要的,便是对这些档案的剖析和研究,能用于从多角度揭开徐悲鸿在法国居留期间"历史"的面纱。此外,新的研究成果也能与长期以来所构建起来的居留"回忆"对峙比较。紧接着,借助于这些资料,我们能更进一步对比徐悲鸿和其他巴黎美术学院学生的经历。通过研究徐悲鸿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便能够衡量徐悲鸿与同时期出入波拿巴街(巴黎美术学院地址)的中国学生们组成团体中的位置。最后,我们坚持认为,应该对徐悲鸿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习作为自己法国历程的核心"这一认定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徐悲鸿与他人之间的关联"的研究。对一个不仅希望能够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更渴求尽可能接触到完整课程的学生来说,徐悲鸿通过当时所能获取的各种实践,编织起自己的经历之纱,并将其与他人的经历相较量。因此,通过分析徐悲鸿求学历程的细节,我们便能洞察他与别人的相似和有别之处。徐悲鸿不仅效仿他的先驱们,如吴法鼎(1883―1924年)和李超士(1883―1971年),进行一系列围绕美术学院的相关实践,他还身体力行其他新颖活动,例如和法国大师们频频联系、在沙龙和画展中屡屡现身、投身各类社团等。如此多样的实践便能解释徐悲鸿志向之广阔。事实上,他不仅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也是别处的学生;他不仅是学生,而且同样倾向于一位成熟的艺术家;他不仅是艺术家,他在法国不断给养自己的雄心壮志,致使能以一位组织者,而不仅仅是参与者的身份在某一艺术运动中举足轻重。

实用主义光环笼罩下的河南红枪会(1924—1927)

民国初年红枪会这一民间自卫组织发源于山东,之后迅速蔓延至河南、陕西、河北等省。红枪会属于民国时期会道门系统中的会门,具有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性质。红枪会从山东传入河南后,由于其突出的实用效果,因而在灾荒频发、土匪横行、军阀混战的环境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发展壮大了的河南红枪会,在狭隘的实用主义利益驱使下,一方面其内部经常会发生械斗,另一方面容易被土匪、军阀所拉拢。

近代上海球类单项体育组织考证研究

本文针对我国近代上海体育组织研究现状,从历史的角度,纵向描述了从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余年间,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发起并组织的几个球类单项组织的建立、发展与消亡过程,借以探悉这些组织在近代体育鼎盛发展时期对近代沪内球类及体育运动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探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源”与“变”——访谢承仁教授

谢承仁先生1924年生,湖北松滋人。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初任教于北京第一中学,1954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曾协助吴晗主编《中国历史常识》丛书,著有《戚继光》、《李自成新传》、《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等,整理古籍《庚辛奉天书简集》,所主编多卷本《杨守敬集》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二等奖(1993)。2004年,谢先生将个人所藏一千多件清代档案资料捐赠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是年深秋,邹兆辰教授就谢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一书对其进行了访谈。

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

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程佩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学者多采用五四运动开端说。笔者认为，此说不甚实际，拟提出首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之说。中国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有一个自觉争取的过程。毛泽东在论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