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36年我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

1925-1936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为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公共图书馆开展了多种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围绕延伸服务、读者服务和图书馆宣传三个方面进行,主要内容有普及借阅、识字教育、指导阅读和普及知识。本文重点介绍了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并对其进行评价,肯定了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在提高民众的阅读兴趣,培养民众自主阅读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历史流变——评《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研究(1868—1936年)》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研究(1868—1936年)》一书,结合日本近代由弱到强进而走向侵略扩张的社会背景,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这一历史时期学校体育的流变历程、特征、作用、历史地位及影响因素,反思其学校体育的军国主义化。研究认为: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并非单纯的体育教育活动,它是近代教育的重要构项,是日本推进文明开化的场域之一,在改善国民体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军国主义的蔓延,学校体育逐渐与军事捆绑,逐步沦为扩军备战的工具,既违背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学校体育只有回归教育本质,才能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真正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1925～1936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兴盛的成因与评价

1925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图书馆事业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本文探讨其成因,并对这段历史作出评价。

在低潮中奋进:1923-1925年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湖北的革命斗争实证为例

在二七罢工失败至五卅运动前革命低潮时期,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是在低潮中奋进。这段时期的革命斗争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转变了斗争策略,主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并由工人阶级的单打独斗转变为联合各界各阶层民众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二是转变了斗争方法,将党、团员分散到群众社团中去,以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名义开展活动,既领导了革命运动,又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同时深入工农民众之中,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1935-1936年:中国近代出版的高峰年代

中国近代出版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发展 ,到 2 0世纪的 3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本文取宏观中的微观视野 ,对近代出版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奇特现象进行探讨 ,着重从 30年代中期中国出版大格局多元性特点及其构成 ,以及出版物总量和品牌质量的结合上 ,对形成近代以来出版业高峰年代的标志和成因作了综合分析和量化分析。

从1875-1925年《申报》广告看中外“商战”

本文选择<申报>1875-1925年约50年左右的广告,在统计的基础上考察近代上海中外企业在<申报>上的广告争夺情况,以期窥探近代中外"商战"的一个侧面,深化对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特点的认识和理解.

1936-1945年间四川地质事业迅速发展原因探析

1936至1945年,四川地质事业发展特别迅速,不论从设备还是人数、影响等都大大超过了前期,并且在国内发展为实力最为强大的省级地质机关。文章试从政局相对稳定、战略地位上升、政府的重视以及地质学者对各种困难克服等方面去分析迅速发展的原因。

1931-1936年民营书业新书出版高峰原因探究

1931-1936中民营书业新书出版量达到了近代历史最高峰。从时代背景出发，分析近代民营书业的发展轨迹，探讨其新书出版量达到高峰的原因。

论1936-1939年间的德波关系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上台仅６年的德国第三帝国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从而重新拉开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序幕。在德国匆匆走上战争之路的过程中，它与那个进攻它就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波兰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一１９３３年希特勒...

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192 7～ 1936年 ,南京国民政府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运动 ,这既是南京国民政府化解其统治危机的现实需要 ,也是国民党“民生主义”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农村合作运动 ,作为农业现代化经济格局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虽然在 30年代呈现出了一派热闹景象 ,但对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 ,实际收效甚微 。

1936—1937年中国学术界的战时财政主张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中国学术界的战时财政主张张鸿石抗战前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的严酷现实，在国民政府着手进行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准备的同时，中国学术界围绕着如何解决战时财政问题曾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

论1918—1925年苏俄反对日本武装干涉的策略

１９１８—１９２５年苏俄反对日本武装干涉的斗争，本质上也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形势十分复杂的国际氛围中，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准确运用列宁辩证思维策略，从而取得基本胜利的迂回曲折历程。这一历史经验对二战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颇富现实的启迪意义。因为帝国主义霸权政治至今仍在对这些国家继续以武装的和非武装的不同形式进行着这种任略性的干涉。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心路”之一(1918—1925):反击生存虚无、实施自我救赎

本文基于一种完整、独到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野考察了鲁迅反击虚无、超越虚无的生命自救心路。指出1918年开始大量写作的鲁迅首先以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确证了他对虚无沉潜中的“沉默自我”①的反击和超越,对自我生命的积极救赎,而在《呐喊》、《彷徨》之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有内在逻辑地看到鲁迅虽则艰难复杂、往复不已,但是也日益勇毅、日益果断的“战士真我”的“出世”路径。通过对《呐喊》、《彷徨》的细读,尤其是对其中一系列与鲁迅有着内在精神联系的人物形象的重新阐释,我们能够看到,鲁迅持续不断地“冲击”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生命自戕”倾向,艰难、曲折地走向对自我生命独立追求的真正肯定与坚守、对“苦难———黑暗———虚无”中的20世纪中国现实的真正批判与反抗。

论1928～1936年张学良对日外交观

1928—1936年间,张学良与日本的关系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曾影响东北及全国政局。张学良对日外交观内涵颇丰一,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认识深刻,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早有侵略野心;推行“大陆政策”,意欲“统治全中国”;对中国采取武力与经济并举的侵略手段;中日问题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二,张学良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一系列对策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通过秘密外交策反推翻日本军阀内阁;对日外交完全听命南京政府,与日本的东北铁路交涉则寸步不让;倡导国共合作共同救国;提出唯有抗日才能求得中国统一。三,张学良对日外交思想的失误之处即九一八事变时对日本政府抱有和平幻想,希求事态不扩大;依靠国联外交,制裁日本;寄希望蒋介石领导抗日。但张对日外交观自始至终以抗日为主线,不愧为是民族英雄。

1927—1936年的作家论写作及其经典化策略

1927—1936年集中涌现的作家论写作潮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历程中具有拓新与启迪意义的文学现象,是中国新文学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总结创作成就的艺术尝试,它开创了作家论这一新的文体范式,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进程中,通过对叙述对象的经典化选择、文学史意识下的经典化写作、期待视野的经典化建构以及现代传媒的互动与共谋等经典化策略,成就了一大批新文学的经典,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陈炯明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初探

在中华民国史上 ,陈炯明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并非一开始就是军阀。国民党因为他炮轰总统府 ,认为他是革命叛徒 ;共产党因为他搞“联省自治”而抨击他。众多论著都只谈到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 ,却不提他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实际上 ,在他驻军漳州和主持粤政时期 ,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潮 ,对革命势力在广东的发展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我们应该对他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