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29:新文化运动的两场保卫战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鲁迅等人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之间的冲突;一是胡适等人与新生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长期以来历史叙述的政治视角,胡适和鲁迅往往被分别置入不同的阵营,因而这两件大事也在阶级论的目光下获得了教科书上一再重复的解释。但是,只要超越唯阶级论的狭隘视角而以现代知识分子自己的目光看取这段历史,就不难看到,它是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面临严重威胁时进行的两场保卫战。鲁迅和胡适在不同的战场上,却共同守护着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

1928—1932年的陕北大旱灾及其影响

1928—1932年(民国17—21年)陕北遭受了历史上少有的大旱灾,大旱灾使该地区出现了持续的生存危机。旱灾引发了大范围的鼠疫流行,这对人民的生活条件造成了重大创伤,而地方官吏及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致使灾荒进一步加剧。大旱灾不仅对当时的陕北社会影响重大,而且对以后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灾荒致使本已十分脆弱的陕北生态环境和植被进一步恶化,人口和劳动生产力锐减,同时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这为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以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8～1930年河南旱荒探因

河南在地质、天文、地理、气象等方面的变异,是导致旱荒发生的远因;发生于1928～1930年的干旱,以及兵灾匪祸所造成的人文社会环境的混乱,是旱荒形成的近因;灾害期间,当时政府救济不能及时奏效,也未能扭转干旱演变为饥荒的趋势。

1928~1929年河南旱灾时空范围与社会影响过程重建

过去全球变化(PAGES)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是过去人类-气候-生态系统在多时空尺度上的相互作用机制与过程。加强对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极端事件机理的理解,并更好地适应未来气候变化。本文通过整理报刊信息,重建1928~1929年极端干旱事件在河南省的影响时空范围;并运用网络分析法探讨了旱灾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过程,分析影响传递过程中的关键节点。研究结果表明:1)1928年春夏季影响面积广(涉及豫西、豫北、豫中、豫东等99个县),1928年秋冬季影响面积收缩(最后集中在豫西为主的27县),1929年春季影响面积再次变广(包括豫西、豫南47县),1929年夏秋季影响面积收缩(仅灵宝县、南阳县)。2)本次极端干旱事件的社会影响过程中,自然环境-资源系统与支撑系统之间存在明显的逐级传递特征,而支撑系统与人文系统之间表现出级联效应;天气异常及其影响事件共有22个类型,其中的13类(旱、粮食生产受损/受阻、基础设施损毁损毁、生产资料损毁损毁、人口迁移、食物替代、饥民生理健康问题、粮价增加、财产损失、匪乱、饥民流浪、兵灾和战争、阶级破产)是本次极端干旱事件影响社会的核心事件;在整个网络中,粮食生产受损/受阻、食物替代、财产损失、匪乱,4个事件是系统之间相互沟通的最关键节点。

1928—1930年关中地区大旱灾与地方调适

1928—1930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场历史罕见的大旱灾。这场旱灾因降水不足等气候变化而起,在腐败暴敛的苛政、国民政府与军阀争夺权力的混战、广种罂粟以致粮产锐减等人为祸害中迅速恶化。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关中地区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失衡,大量人口在旱灾中死亡、流失,造成农村劳动力的严重匮乏,耕地抛荒现象严重,农村经济秩序几近崩溃,给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带来了极恶劣的负面影响。面对奇荒,南京国民政府与陕西省地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调适政策,其中对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水利工程的修建、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等政策不仅在短时间内使关中农民从旱灾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也增强了民众长期抵御灾害的能力。广大民众也在灾后积极发展副业以弥补农业生产的不足,并认识到在灾害环境中团结协作的可贵,开始从传统的分散经营走向近代式的集体协作。政府与民众的灾害调适不仅降低了关中应对旱灾的社会脆弱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关中地区水利事业、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使旱灾这一关中地区的主要灾害类型成了推动地方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动力,也为以后的防灾抗灾工作提供了一定启示。

1928年黄河流域特大旱灾的灾情和成因研究

分析了1928年黄河流域特大旱灾的旱情及其形成的物理因素。结果表明:1928年是近百年来黄河流域最干旱的一年,范围广,灾情重,以黄河中上游最为严重。该次大旱出现在百年来年代际相对暖干期,这可能是形成这次大旱重要的年代际气候背景。太平洋年代际振荡的暖位相时期和1928年中东赤道太平洋的暖事件,对干旱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明显偏东和明显偏南,以及年登陆台风偏少,使南方暖湿气流难以到达黄河流域,这是形成大旱的重要原因。该结论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