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1年金贵银贱风潮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从1929年起．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大危机．国际市场上银价急剧下跌．黄金对白银的比值达到了空前高峰。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国家，金贵银贱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930—1931年主力红军整编的源起、规划与实践

1930--1931年中共中央对主力红军的统一整编，进一步增强了军队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分量，促进了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客观上为日后粉碎敌人对各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军事基础。在整编的实践过程中，各地红军既受到中央的制度规定和统一规划的影响，又因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在执行上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自主性。

新马华侨对1931年大水灾的筹赈与影响

1931年国内大水灾波及16个省份,造成极大伤亡及损失。此次水灾在新马华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新马华侨建立起各救济祖国筹赈会,通过开展游艺筹赈、直接捐款捐物、劝捐劝卖等活动以赈济祖国水灾。新马华侨捐赠大量钱财与救援物资,此举不仅给祖国水灾救济注入一剂强心剂,展现新马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改善了外国人对新马华侨不团结的轻视态度,对华侨内部社会团结起到重要作用,并为后续九一八事变反日救国运动奠定基础。

传说与伪造的分野 重读1930—1931年钱穆与顾颉刚“刘歆伪经”之争

民国十九年（1930年），史学界诞生了两篇别有意味的文章：五月，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①刊载于《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六月，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②刊于《燕京学报》第七期。《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成文早于顾颉刚文，因为顾颉刚写《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时，

1930年前后中国农家收支状况的实证分析

近代中国的农村革命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要深入理解革命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就需要对近代农民的经济尤其是收支状况进行研究。本文从1930年前后的社会调查资料出发,考察了当时农家的收支状况,以及农家借贷的主要用途。实证数据表明,在1930年前后全国有接近一半的农户负债经营,约三分之一的农户收不抵支,而农户借贷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为了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婚丧消费开支而非生产性开支。

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

1931年,当"革命意识"成为丁玲最自觉的显意识时,她对"个性思想"却仍然有所持守。这造成了其思想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并引发了其创作在思想性质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另一方面,她又在"革命"叙事的架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话语,或以个人化的题材张扬自我,从而显示了其个性主义精神。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或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丁玲1931年的创作建立起了其此后创作的思想范型,值得关注。

政治精英与权力监督——1931-1949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组成分析

监察委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对监察职能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察委员的年龄、学历、学科、经历、籍贯等作量化分析,有益于深化对监察院及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1931年大水看国民政府的防灾机制建设

灾害通常会带来损失,影响社会发展。但辩证地看,灾害也会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促进包括防灾技术和风险意识在内的社会机制的进步。1931年江淮洪水,既是天灾,又和人祸密不可分。连年的兵灾战祸,社会的失控,盲目的开发,仓政的衰落,农民经济的破产等,是引发1931年大水的累积性社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开始重视包括水利、生态、仓储、准备金等救灾和防灾措施的机制化建设,希冀化危为机,以对灾害的反思和主动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防灾事业的进步。

香烟、文学与社会——社会“日常性”的一种呈现方式(1930年前后)

1930年前后的文学史料中,频繁地出现了内涵丰富的"香烟",对"香烟"的话语功能进行梳理、分析,考察了不同文化类型的文人们在话语实践上的某些共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193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另一面真实——"日常性"。

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

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正忙于"统一"和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不得不组建救济水灾委员会这一事权极大的中央专门救灾机构,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以经济中心上海为总部驻地。该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筹募赈款。通过筹募机制的探索,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个向度上的努力进程及其特点。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

国民政府在承续传统荒政观念的同时,其救灾理念已经凸显出进步,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有了更新的自觉认识。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1913—1930年电影中的女性服饰形象及其变化规律

1913—1930年属于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发展的阶段,电影中的女性服饰形象也在不断变化。将1913—1930年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进行分类,针对少妇、劳动妇女、乡村少女、富家小姐这4类主要女性角色,从服装、配饰、发型、妆容的角度分析其服饰形象。对比和归纳1913—1930年电影中女性服饰形象的变化,总结出从保守到开放、从注重彰显社会地位到彰显个性的变化规律,并从新思想的传播、新风尚的形成以及电影摄制的客观因素3方面探究其变化原因。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上海漫画》中的旗袍与改良(1928——1930年)

漫画作为研究近代服饰史的一种特殊图像资料,记录了当时服饰发展中引人深思的某些现象,也揭示了漫画作者对近代服饰改良过程的感受、理解与表达。从《上海漫画》中选择了部分作品,分析、探讨了1928——1930年间旗袍衣领变迁在漫画中的呈现、演绎,以及漫画作者对旗袍时尚发展的阐释和设计贡献。

民国文学史视野下通俗小说家“著史现象”考论——以张恨水的1930年为中心

1930年的张恨水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文学史料收集和考证。他对通俗小说渊源的考证显示出对小说研究初步的学术积累。除张恨水外,民国时期通俗理论的相关论述,多出自于身为通俗小说家的作家之手,他们从创作实践出发,随感式地论说有关通俗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这成为民国通俗小说家表达文学观念的特殊方式。这些关于文学史零散但鲜活的论述应成为当下研究者建构现代通俗文学理论重新返回的历史现场与理论原点。

1930年辽西大水灾诱因考察——基于环境史视角

作为近百年来中国灾害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极端天气灾害事件,1930年辽西大水灾不是一个偶发的孤立的天气灾害事件,而是与东北地区特别是辽西地区森林植被的破坏、农业的过度垦殖有密切关系。将该事件作为一个环境史的典型个案放到整个东北百年来的开发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清楚地凸现出环境破坏对于局部天气的影响:正是百年来辽西森林的过度砍伐所造成的山体裸露、植被破坏以及防洪堤坝建设滞后等人为因素,成为招致此次大水灾的重要环境原因。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东北流亡文学与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1931—1945年)

抗战时期(1931—1945年)的东北作家文学,存在着"流亡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两支流脉。面对中华民族被欺凌的历史事实,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表现出共同的反帝诉求,但由于他们分别身处不同的政治环境,其反帝表达又有直抒胸臆和隐晦曲折之别。对于五四文学的另一大传统——反封建主题,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的开掘路径也并非一致。在作品的题材处理上,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基于各自的创作语境、阅历心态、政治理解等因素,对于战争、乡土、胡子、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了角度不同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