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恋物特征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在叙事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恋物特征,主要表现在恋物的列举式修辞、物质人化和人的物化修辞策略、物质细节的表意功能与情节推动力。现代市民小说以一种空间化、恋物化特征标志了现代市民新的思维模式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观的转变。

略论1930—19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观念

中国现代小说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既往的小说观念便让位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注重社会环境及时代精神、追求大众化和典型问题等方面;而在此主流之外,还存在着与之相对立的现代写实主义、“新心理写实主义”等。40年代的小说观念则带有更多的战争时代特质,其中既有传统小说的历史绵延,又有对战争小说神话的构筑。相反方向的寻求另一方净土,及对小说中“美”的追求,也取得了虽不喧嚣但却耀眼的成就。对异域小说观念的追求,成为这个时期小说观念向现代性的高峰攀登的主导。总之,一个多元化的小说观念空间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

《人间世》与19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的发展

1934年于上海创刊的《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在推动19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发展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今人志”“人物”等系列栏目设计,刊发名家自述性文字,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人间世》呼应了当时渐成声势的“传记热”,在“他传”、自传书写和保存传记性资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呈现《人间世》与1930年代中国传记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丰富、深化我们对现代传记历史的认知。

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在1930年代中国的舆论传播效应

1930年代,中国社会形成了以苏联经济建设为榜样的思潮。这源于苏联一五、二五计划建设成就在中国的舆论传播效应。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传播者和受众涉及社会各方面人员,但国人传播苏联经济建设信息有其特定的时代视角、倾向与国别语境,因而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在各类社会人员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反应。在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期望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精神,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人传播的苏联经济建设信息不免存在相当的片面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功之路由此进入中国建设工业化国家发展轨道的预盼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将为之而奋斗!

黑婴1930年代小说风格论

黑婴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其1930年代的小说创作却并非局限于新感觉主义,而是呈现出共时矛盾的特征。他在此阶段不仅创作了大量洋溢着浪漫伤感情绪的新感觉主义小说,同时也进行了以描摹普通民众人生与命运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这种共时矛盾的文学风格的形成,与黑婴的个人经历以及南洋经验密切相关,值得引起学者们的思考。

诗化与造境——何其芳1930年代小说、戏剧综论

作为1930年代文学场域的代表性作家,何其芳在其小说、戏剧作品中呈现的诗化风格成为其标志性的文学姿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何其芳1930年代的小说、戏剧创作凝练为青春主题的书写形态,他将诗歌写作中的美学意象铺陈为短篇历史小说《王子猷》的诗意化历史情调,以诗作《预言》入小说的尝试丰富了何其芳的文学体验。戏剧《夏夜》在空间造境上以现实生活的时空为背景,着力构建“心灵的语言”,也为何其芳1930年代的文学探索提供了经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浮世绘》则延续了何其芳唯美的写作气质,又在反思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在业之难:1930年代初中国纺织女工的工作画像

193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中国纺织女工的工作与生存境遇颇为严苛。不少纺织工厂随意延长工作时间,榨取女工的绝对剩余价值,几乎没有给予女工丝毫的劳动保障,生育保护措施更为缺乏。资本主义工厂内盛行的“包身工”“养成工”等制度,迫使大量纺织女工坠入苦难深渊。普遍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不仅损害了女工的职业权益,又使得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加青睐“耐用”又“廉价”的女工,招致男子的不满,形成两性职业竞争。随着大萧条在全球蔓延、战争原因导致日资纺织厂减产停业,以及延及数省的水旱灾害等引发大规模失业浪潮,使得在业工人的职业压力倍增,激化了业已存在的两性职业竞争。

1940年代末国产电影中的妇女解放问题研究

在1940年代末的国产电影中,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大量呈现是这一时期国产电影的显著特色。一批反映妇女实际生活境遇与人生理想之间冲突的影片先后上映,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类影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妇女社会地位、妇女的家庭责任以及职业妇女的独立性等问题,围绕这类影片的讨论也远远超过了影片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与思想,讨论的范围之广、层次之深,构成了1940年代末国产电影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复调的阿Q:论1940年代阿Q形象再造

1940年代涌现了一些试图重塑阿Q形象的文艺作品,形成了复调的新阿Q形象序列,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一些左翼精英知识分子试图刻画战时“阿Q相”,以寄托其对战时社会的思索与对国民性的批判;二是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解放区文人将阿Q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和农民翻身翻心联系起来;三是在上海洋场,出现了作为摩登女郎的阿Q,以市民眼光观照都市社会现实与女性困境。阿Q形象的复调呈现是1940年代政治、文化场域中不同话语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人们基于各自的立场、观点对鲁迅原作的再创作,体现了阿Q形象“说不尽”的不朽魅力。

1930年代中国报刊舆论关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讨论——以《大公报》等报刊为着眼点的考察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苏联逐渐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随着“一五”“二五”两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推进,在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苏联经济取得了超常规快速发展。苏联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中国舆论日益关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身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经济衰退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多的国人主张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试图从中找到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路径。对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舆论虽对其弊端和不足有所反思,但赞赏多,批评少。同时,人们出于不同的思想、政治立场,对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认识多歧而复杂。

冯中一1940年代诗歌创作主题论

冯中一在1940年代创作的诗歌从主题上大致分为三个维度:一是对孤独与寂寞等个体体验的抒写,有些诗作被赋予了哲学的品格;二是表达对光明和希望的向往,抒情主人公在默默坚守和苦苦寻觅中追寻理想的方向;三是觉醒与反抗的主题抒发,标志着诗人开始走出书斋等狭小的个人空间,走向社会、融入大众。这也使得诗歌实现了从孤独沉重向豪迈粗犷风格的转变。另外,诗人也有一些清新之作,与前述主题共同营构出丰富多彩的主题内涵与诗美品格。

生活苦吟:1930-1940年代臧克家诗歌艺术论

臧克家影响较大的诗作,大都写于1930—1940年代。臧克家这一时期的诗作以'诗歌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了现代中国自大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抒写了对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生活底蕴的深刻体味。被称为'农民诗人''泥土诗人'的臧克家可能更倾心于牧歌式的生活吟唱,但面对着灾难深重的中国现代社会,他的诗作中的生活牧歌,常常成为一种需要唱着战歌去追逐的理想境界,因而他的生活吟唱往往体现为生活战歌与生活牧歌的交响。作为现实主义诗人臧克家,不断地从古代诗歌、外国诗歌,从前辈或同辈诗人那里吸取营养,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的诗歌潮流中接受启示,但所创造的却是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精神、艺术风格、艺术方法。成就了这位诗人的,更主要的还是他尊重个人生活体验的严肃创作态度。1930—1940年代臧克家的诗歌,以谨严、朴实、热情的,深入浅出的'生活'苦吟,使他在风起云涌的新诗史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艺术个性,赢得了生活,也赢得了诗。

通俗作家的非通俗写作:秦瘦鸥1940年代小说创作论

作为通俗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秦瘦鸥,在194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非通俗文本。秦瘦鸥1940年代的小说,以自己最为擅长的恋爱题材为主要创作方向,但力图呈现的是造成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此外还涉及教育、抗战等时代热点问题。秦瘦鸥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渗透着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及现代学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通过对秦瘦鸥1940年代小说创作的深入研究,可以回溯其对江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由此钩沉秦瘦鸥完整的文学生涯。

走向人群:废名1930一1940年代文学实践中的《论语》资源

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构成了废名1930一1940年代文学实践的重要资源,他以“信而好古”与“微言大义”为特征的《论语》阐释方式构成了对学界主流的回应。废名从词令入手发掘《论语》的文章之美,力图恢复其被遮蔽的意义维度;又结合对现实的体认将《论语》政治观念进行发挥,借小说中的议论描绘政学相通的愿景;通过带有自传性质的叙事展示出与《论语》精神相契的生活方式,凸显了儒家思想的实践向度。《论语》的接受帮助废名完成了走向人群的精神转轨,提供了传统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之富有意味的样本。

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与转型——以《青鹤》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新文学的帷幕。在其后的文学史叙述中,代表着"旧文学"的桐城派在1920年代走向没落衰亡。但揆之以史实,在1930年代的上海,仍然活跃着一个阵容庞大的包括桐城派在内的古文圈子,这一情形透过《青鹤》杂志的作者圈和其所刊载文章可以看得很清楚。通过对《青鹤》主编、作者及文章著述等与桐城派有渊源关系的史实分析,可以说明在1930年代,桐城派依然存在,且在现代学术体制下表现出种种方向上的转变。

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

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依赖五种不同的文本,即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通过在方法上进行新的探索,可以超出国家和精英的话语,从多角度考察基层袍哥的背景、活动和日常生活。这些资料都从其特定的角度,分别描述了1940年代四川乡村袍哥的不同故事。从微观的视角,探寻四川乡村袍哥与地方权力操作的细节,能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在社会基层的角色和作用,特别是通过一些袍哥成员的个人经历,从最基层来建构袍哥的历史和文化。

“忘记自己是女性”——从谢冰莹、冯铿创作看1930年代左翼女性的从军想象

1930年代女性创作表现女人从军从政等雄强特点的,大多出自左翼女性笔下。她们以"忘记自己是女性"作为突破传统性别局限、参与国民革命战争的心理定位,超越并反抗社会性别对女性的强制性规定,以新国民身份承担与男子同等的社会责任。但这种新身份的获得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再没有比女战士、女革命者更能代表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力量;另一方面,这些介入男性领地的女人以抹杀性别差异为代价,通过对男性气质的刻意模仿,达到"像男人"的目的,这是在对传统性别规定的反叛中以另一种形式失落自己。

1940年代后期常熟农家收入水平及其相关因素

农家收入递减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以种植业为主,副业和劳务收入微不足道的收入来源结构。由于副业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农家副业和劳务收入比重下降,农家收入不得不主要依靠种植业,但种植业生产的实际水平又受到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农家拥有的劳动工具数量等因素的限制。此外,农家收入还受到土地关系和分配制度的制约。所以,普遍贫困和生活状况恶化成为当时农家经济的共同特征。

1930年代左联与京派视阈中的乡村差异

在左联与京派的创作中,乡村呈现出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风景与面貌。在左联作家的视阈中,乡村落后衰败,阶级对立尖锐,充满着山雨欲来的骚动不安;而在京派作家的笔下,乡村则往往风景优美,人与人和谐相处,充满了诗情画意与审美的情调。左联重视文学的阶级意识,强调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应该在社会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京派坚持文学的独立性,注重情趣与审美,追求人生艺术化。不同的文学观念最终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叙事。

1930年代统制经济思潮中的苏联计划经济形象

19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浓厚的统制经济思潮。论者所言统制经济概念笼统,包括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干预政策、德意法西斯主义国家统制经济、苏联计划经济诸方面。随着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在中国影响的扩大,苏联计划经济越来越成为时人关注的中心论题。时人对苏联计划经济虽不乏反思,但推崇与宣扬占居主流。人们虽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各方面均有深入了解,力主将此种体制引入中国,但多不主张全盘引进此种体制,所言统制经济包含大量非苏联因素。此种思想态势呈现出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认知的矛盾与多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