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大工:1931—1932年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初探

1931年8月,江北运河决堤并引发水灾。灾情发生后,江苏省政府组织成立了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负责实施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在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的领导下,运河大堤的堵口和修复工作先后完成。江北运河善后工程为两岸民众重建了安全屏障,为后续的运河治理打下了基础,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工程的兴办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新马华侨对1931年大水灾的筹赈与影响

1931年国内大水灾波及16个省份,造成极大伤亡及损失。此次水灾在新马华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新马华侨建立起各救济祖国筹赈会,通过开展游艺筹赈、直接捐款捐物、劝捐劝卖等活动以赈济祖国水灾。新马华侨捐赠大量钱财与救援物资,此举不仅给祖国水灾救济注入一剂强心剂,展现新马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改善了外国人对新马华侨不团结的轻视态度,对华侨内部社会团结起到重要作用,并为后续九一八事变反日救国运动奠定基础。

孟塞尔色序系统与CIE1931标准色度系统转换新算法

孟塞尔色序系统到CIE标准色度系统的自动转换在颜色和视觉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等色调线和等彩度线插值的新算法,实现孟塞尔色序系统与CIE1931标准色度系统之间颜色的相互转换.实验测试表明,由孟塞尔系统到CIE色度系统的正向转换准确度为ΔY=0.004,Δx=0.00013,Δy=0.00013,由CIE色度系统到孟塞尔系统的反向转换准确度达到了ΔV≈0,ΔH=0.0175,ΔC=0.013.

CIE 1931标准色度系统下红色系列尖晶石的色调划分

使用USB2000+光纤光谱仪收集42颗红色尖晶石样品抛光面的漫反射信号,采用CIE 1931标准色度系统,对样品进行色度学研究。通过色度学参数的研究与实物对比,可将红色系列尖晶石的色调进行划分。紫色调尖晶石补色波长在545~569 nm;红紫色调尖晶石补色波长在509~545 nm;紫红色调尖晶石补色波长在495~509 nm;红色调尖晶石补色波长在493~495 nm、主波长在630~700 nm;橙红色调尖晶石主波长在598~630 nm;橙色调尖晶石主波长在588~598 nm。

基于CIE1931的颜色识别方法研究

在国际照明委员会(CIE)的标准协议规定下,通过色彩与波长的对应关系,通过计算斜率,使用线性插值方法计算了颜色所对应的主波长及其饱和度,实现了颜色的辨别,并使用Matlab仿真再现了光谱三刺激值曲线、等能光谱色亮度曲线、舌形色度图。

烟叶颜色在1931CIE-XYZ色度系统中的变化

利用色度学原理对云烟97在初烤过程中的颜色变化规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四段式烘烤工艺下,烟叶的外观颜色在1931CIE-XYZ色度系统中呈现出镰刀状的变化规律,对实现工艺阶段的温湿度自动变换具有重要作用。

政治精英与权力监督——1931-1949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组成分析

监察委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对监察职能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察委员的年龄、学历、学科、经历、籍贯等作量化分析,有益于深化对监察院及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

国民政府在承续传统荒政观念的同时,其救灾理念已经凸显出进步,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有了更新的自觉认识。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

1931年,当"革命意识"成为丁玲最自觉的显意识时,她对"个性思想"却仍然有所持守。这造成了其思想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并引发了其创作在思想性质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另一方面,她又在"革命"叙事的架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话语,或以个人化的题材张扬自我,从而显示了其个性主义精神。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或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丁玲1931年的创作建立起了其此后创作的思想范型,值得关注。

从1931年大水看国民政府的防灾机制建设

灾害通常会带来损失,影响社会发展。但辩证地看,灾害也会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促进包括防灾技术和风险意识在内的社会机制的进步。1931年江淮洪水,既是天灾,又和人祸密不可分。连年的兵灾战祸,社会的失控,盲目的开发,仓政的衰落,农民经济的破产等,是引发1931年大水的累积性社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开始重视包括水利、生态、仓储、准备金等救灾和防灾措施的机制化建设,希冀化危为机,以对灾害的反思和主动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防灾事业的进步。

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

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正忙于"统一"和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不得不组建救济水灾委员会这一事权极大的中央专门救灾机构,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以经济中心上海为总部驻地。该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筹募赈款。通过筹募机制的探索,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个向度上的努力进程及其特点。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1931:政治文化视角下丁玲文学创作的转变

1931年频繁发生的政治事件给当时的左翼作家在政治情绪和政治心理上以巨大影响,并对他们创作的转变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丁玲从一个只关注自身心理和痛苦的个性解放者到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叙事视角由个人化的人物视角转向纯客观视角,描写对象由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大众,个人话语逐渐为大众话语所代替,作家创作个性化特点逐渐为社会现实斗争的客观再现所代替。

“变救为助”与“以贷代赈”——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理念及其机制研究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东北流亡文学与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1931—1945年)

抗战时期(1931—1945年)的东北作家文学,存在着"流亡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两支流脉。面对中华民族被欺凌的历史事实,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表现出共同的反帝诉求,但由于他们分别身处不同的政治环境,其反帝表达又有直抒胸臆和隐晦曲折之别。对于五四文学的另一大传统——反封建主题,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的开掘路径也并非一致。在作品的题材处理上,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基于各自的创作语境、阅历心态、政治理解等因素,对于战争、乡土、胡子、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了角度不同的书写。

1931年大水灾与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

1931年江淮大水之后的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进行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最终,政府借助于行政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缓解了灾区粮荒,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经济秩序。

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工作——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江淮地区普遍遭遇大水灾,致使城乡民众生活窘迫,农村经济更处于破产的边缘,进而加剧了革命危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救济工作,采取了施粥放粮、拨款救济、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并与国民党统治地区发生的严重灾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1931年江淮水灾对江苏省发展格局的影响

在1931年江淮大水中,按照大的经济地理区域划分,苏南与苏北二者由于受灾先后、频次、成灾原因以及抗灾能力的迥然差异,导致水灾损失及影响的结构与深度、广度各不相同,再加上苏北与苏南经济、人文、地理、自然等条件的差异,使1931年江淮大水的影响在生态、社会发展、生存方式与习惯、风俗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流变,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并逐渐奠定了目前区域文化色彩鲜明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