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6年间中国商业银行对农业的投资

中国进入30年代以后,商业银行开始对农业进行投资,除此之外,一些民间性质的,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陆续开始了这方面的投资。 中国自1931年起,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一方面,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集中到了银行;另一方面,老式的金融机构,如钱庄等相继倒闭。在一些地区,甚至连高利贷也难以存在,农村出现金融危机。1934年6月美国政府推行收购金银政策,大量金银从国内流出,中国的物价大幅度下落,进一步加深了金融的危机。 1927年之前,中国只有6家农业银行,实际上对农业投资很少。从1928年到1934年,成立了以江苏省农民银行为首的23家银行。浙江省政府于1929年设立农民银行,委托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负责农村存贷业务。1933年成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并于1935年在全国范围内改组了中国农民银行。这样,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农业银行已初具规模。

新马华侨对1931年大水灾的筹赈与影响

1931年国内大水灾波及16个省份,造成极大伤亡及损失。此次水灾在新马华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新马华侨建立起各救济祖国筹赈会,通过开展游艺筹赈、直接捐款捐物、劝捐劝卖等活动以赈济祖国水灾。新马华侨捐赠大量钱财与救援物资,此举不仅给祖国水灾救济注入一剂强心剂,展现新马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改善了外国人对新马华侨不团结的轻视态度,对华侨内部社会团结起到重要作用,并为后续九一八事变反日救国运动奠定基础。

1931-1936年民营书业新书出版高峰原因探究

1931-1936中民营书业新书出版量达到了近代历史最高峰。从时代背景出发，分析近代民营书业的发展轨迹，探讨其新书出版量达到高峰的原因。

1936年甘肃康乐6(3/4)级地震地表破裂带调查

结合前人研究结果和野外考察,发现1936年甘肃康乐6^3/4级地震的地表破裂带长14 km,走向NWW,主要由3小段（西段、中段和东段）呈右阶排列而成。地表破裂主要有地震陡坎、地裂缝等。西段长3.7 km,有新鲜的崩塌堆积;中段长4.4 km,有大规模的基岩崩塌,同震左旋位移和垂直位移分别为2.5 m和0.6 m;东段长约6 km,同震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分别为1.5 m和0.3 m。同震变形以左旋走滑为主,兼具逆冲分量,最大地表垂直位错量（0.6 m）仅为水平位错量（2.5 m）的（1/4）。1936年康乐地震时崩落的岩块上零星生长着最大直径仅20-30 mm的丽石黄衣,部分无地衣生长,此次地震由围子山—大夏河断裂向东扩张所致。

1936年电化教育在中国诞生的经过与相关文献史料

本文论述了1936年电化教育在中国诞生的经过及背景、早期教育电影的发展及理论,并列举了与此相关的珍贵文献史料。

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编查数据的考察

考察人口统计数据是历史人口研究的第一步。文章溯本清源,梳理了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编查数据的来源,考察了其质量,并利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对1936年安徽的人口数量进行了大概规模的复原。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

1931年,当"革命意识"成为丁玲最自觉的显意识时,她对"个性思想"却仍然有所持守。这造成了其思想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并引发了其创作在思想性质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另一方面,她又在"革命"叙事的架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话语,或以个人化的题材张扬自我,从而显示了其个性主义精神。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或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丁玲1931年的创作建立起了其此后创作的思想范型,值得关注。

政治精英与权力监督——1931-1949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组成分析

监察委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对监察职能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察委员的年龄、学历、学科、经历、籍贯等作量化分析,有益于深化对监察院及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1931年大水看国民政府的防灾机制建设

灾害通常会带来损失,影响社会发展。但辩证地看,灾害也会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促进包括防灾技术和风险意识在内的社会机制的进步。1931年江淮洪水,既是天灾,又和人祸密不可分。连年的兵灾战祸,社会的失控,盲目的开发,仓政的衰落,农民经济的破产等,是引发1931年大水的累积性社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开始重视包括水利、生态、仓储、准备金等救灾和防灾措施的机制化建设,希冀化危为机,以对灾害的反思和主动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防灾事业的进步。

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

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正忙于"统一"和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不得不组建救济水灾委员会这一事权极大的中央专门救灾机构,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以经济中心上海为总部驻地。该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筹募赈款。通过筹募机制的探索,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个向度上的努力进程及其特点。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1925-1936年我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

1925-1936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为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公共图书馆开展了多种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围绕延伸服务、读者服务和图书馆宣传三个方面进行,主要内容有普及借阅、识字教育、指导阅读和普及知识。本文重点介绍了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并对其进行评价,肯定了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在提高民众的阅读兴趣,培养民众自主阅读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1936-1937年重庆地区“祭拜神灵”救灾述论

1936-1937年,重庆及附近的江北县和巴县爆发了特大旱灾,对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政府和民众都进行了祭拜神灵救灾。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祭拜神灵求雨迎合了民众盼雨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灾荒时期人们的心理动荡,对疏导民众对灾荒的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稳定有较大的作用。当然,祭拜神灵求雨浪费大量时间,耽误了科学救灾的有利时机,所浪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也大大影响了科学救灾的成效。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1925～1936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兴盛的成因与评价

1925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图书馆事业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本文探讨其成因,并对这段历史作出评价。

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

国民政府在承续传统荒政观念的同时,其救灾理念已经凸显出进步,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有了更新的自觉认识。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东北流亡文学与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1931—1945年)

抗战时期(1931—1945年)的东北作家文学,存在着"流亡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两支流脉。面对中华民族被欺凌的历史事实,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表现出共同的反帝诉求,但由于他们分别身处不同的政治环境,其反帝表达又有直抒胸臆和隐晦曲折之别。对于五四文学的另一大传统——反封建主题,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的开掘路径也并非一致。在作品的题材处理上,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基于各自的创作语境、阅历心态、政治理解等因素,对于战争、乡土、胡子、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了角度不同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