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7年的苏联远东政策与外交

本文分析了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苏联远东政策的形成原因和发展概况，强调这一政策是苏联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世界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苏联对日缓和外交方针在其远东政策中居于中心地位，而决不同于西方大国之绥靖政策；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到“七·七”事变前夕，远东初步形成了中苏合作抗日的新格局；苏联为建立远东集体安全制度作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美国消极态度的决定性影响而终于失败；苏联远东政策与外交属于避战自保和反法西斯性质，但其成就是有限的。

华北平原中南部聊城-兰考断裂的第四纪晚期活动性探测——兼论1937年菏泽7.0级地震发震机制

华北平原是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受地震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对于该地区断裂活动性和大地震发震机制的研究有利于探索板内地震的发震规律、减轻地震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聊城-兰考断裂是华北平原中南部一条重要的隐伏深大断裂。结合浅层地震勘探、钻孔勘探和第四纪测年方法,对聊城-兰考断裂的活动性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坝城寺钻孔揭示聊城-兰考断裂南段错断了全新统底界,为全新世早期活动断裂,揭露出该断裂晚更新世以来造成了4次古地震事件,单次事件的垂直位错为1.2±0.2~3.7±0.2 m。根据钻孔揭示的地层落差计算出该断裂晚更新世早期的平均垂直滑动速率约为0.1±0.05 mm/a,晚更新世晚期—全新世中期的平均滑动速率为0.35±0.04 mm/a。根据1937年菏泽7.0级和6(3/4)级地震的等震线和地表破裂分布特征认为,小留-解元集断裂和东明-成武断裂为该地震的发震断裂;聊城-兰考断裂对于该地区应力的积累、地震的发生具有很好的控制和约束作用,为区域控震构造。

1931—1937年东北关内移民的特点及性质

1931—1937年,关内向东北移民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移民的数量少、波动大,移民运动一度中断;移民的流向和地域分布,以南满的城市和工业区为主;移民的居住年限下降,流动性增强。从移民的性别、年龄、职业及迁移过程等方面可以看出,1931年后关内与东北间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进入东北地区的关内人口,不再是自由流入谋生,而是被作为“苦力”招骗而来,带有明显的强制性。

新马华侨对1931年大水灾的筹赈与影响

1931年国内大水灾波及16个省份,造成极大伤亡及损失。此次水灾在新马华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新马华侨建立起各救济祖国筹赈会,通过开展游艺筹赈、直接捐款捐物、劝捐劝卖等活动以赈济祖国水灾。新马华侨捐赠大量钱财与救援物资,此举不仅给祖国水灾救济注入一剂强心剂,展现新马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改善了外国人对新马华侨不团结的轻视态度,对华侨内部社会团结起到重要作用,并为后续九一八事变反日救国运动奠定基础。

《申报》旧闻解读之七十二 《申报》上的邮商广告(1931年——1937年)

1931—1937年，在《申报》上共有19家邮商（邮会）刊登87次广告，现按“商社名称（地址）刊登日期”简要汇总如下：

1927-1937年苏州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

1927-1937年，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在中国兴起的背景下。苏州兴起了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当时，建设“住宅都会”和建设旅游城市成为苏州各界的某种共识；城市的旅游功能在苏州的城市规划中被突出。为“吸引游客”，苏州有关方面修建了联通各风景区的交通干道，开辟旅游线，并着手整理名胜古迹，增辟新的景点。苏州这一城市建设思想与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935～1937年川渝异常旱灾分析

文章分析了1935～1937年的川渝大旱。结果表明这是气候相对温暖期中100a一遇的极端干旱事件。它持续时间长、危害重，使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抗旱能力低下是灾情十分严重的重要原因。在全球气候正在变暖时，川渝地区要加强抗旱减灾工作。

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

1931年,当"革命意识"成为丁玲最自觉的显意识时,她对"个性思想"却仍然有所持守。这造成了其思想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并引发了其创作在思想性质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另一方面,她又在"革命"叙事的架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话语,或以个人化的题材张扬自我,从而显示了其个性主义精神。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或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丁玲1931年的创作建立起了其此后创作的思想范型,值得关注。

政治精英与权力监督——1931-1949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组成分析

监察委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对监察职能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察委员的年龄、学历、学科、经历、籍贯等作量化分析,有益于深化对监察院及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668年郯城震灾与1937年菏泽震灾比较研究——与赵兰亮同志商榷

本文借助地震学的知识、并结合有关史料,对1668年郯城震灾和1937年的菏泽震灾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1668年郯城震灾的危害程度要比1937年菏泽震灾的危害程度大的多,同时指出赵兰亮同志关于震灾危害性的函数关系式既不符合地震学原理,又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从1931年大水看国民政府的防灾机制建设

灾害通常会带来损失,影响社会发展。但辩证地看,灾害也会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促进包括防灾技术和风险意识在内的社会机制的进步。1931年江淮洪水,既是天灾,又和人祸密不可分。连年的兵灾战祸,社会的失控,盲目的开发,仓政的衰落,农民经济的破产等,是引发1931年大水的累积性社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开始重视包括水利、生态、仓储、准备金等救灾和防灾措施的机制化建设,希冀化危为机,以对灾害的反思和主动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防灾事业的进步。

1927-1937年上海现代儿童体育的发展及启示

为探讨在国家民族危亡时期现代体育对于儿童和国家解放的特殊意义,运用体育学、历史学相关理论,对1927—1937年上海现代儿童体育发展进行回顾分析,结果发现这一时期尽管国家处于危亡之中,但西方现代体育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现代儿童体育蓬勃发展,儿童广泛参与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活动,且贯穿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现代儿童体育既满足了时代需求,也获得了自身发展,为今天儿童体育的发展提供现实启示:儿童体育应尊重儿童成长特性,活动方式应灵活多样,儿童体育反映时代诉求,实现体育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1927-1937年中国体育的发展

1927-1937年中国处于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此时期相对稳定的局势为体育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体育相关的法规条令的颁布情况、体育组织机构的完善、体育传播事业的发展、体育场馆的建设以及体育用品的生产、体育赛事和体育对外交流的情况。主要结论:在体育救国思想和民众体育需求增长的背景下,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体育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科学的认识,但在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体育发展达到了中国近代体育史的高峰。

1937～1949年上海证券市场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近代证券发展史中，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动独具特色。此期间大体经 历了三个阶段：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外商独占上海证券市场阶段；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华商股票公司为证券市场交 易组织主体阶段；１９４３～１９４９年华商证券交易所为证券市场交易组织主体阶段。研究这一时期证券市 场的发展，对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改革和建设具有某种启迪作用。

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

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正忙于"统一"和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不得不组建救济水灾委员会这一事权极大的中央专门救灾机构,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以经济中心上海为总部驻地。该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筹募赈款。通过筹募机制的探索,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个向度上的努力进程及其特点。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

国民政府在承续传统荒政观念的同时,其救灾理念已经凸显出进步,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有了更新的自觉认识。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职业介绍与失业安置

在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执政期间,处于多重困境的中国,失业形势日益恶化。职业介绍所作为经常性的救济机构愈来愈受到重视。它先后由工会、劳工部、社会部与行政院等专门机构负责。南京国民政府还颁布了《职业介绍所暂行办法》、《职业介绍法》等一系列的政策与法规,对之进行规范。至此,职业介绍在所属机构、立法等制度层面趋于完善。为摆脱失业困扰,全国各地创办各种公营与私营职业介绍所。这些机构在政府与民间力量的交互作用下,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帮助失业群体顺利地再就业,缓解了失业压力,进而保持了社会稳定。这一时期的职业介绍也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利弊兼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