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怨 洪波劫——1931年江淮大水灾灾况及灾因浅析

1931年,长江与淮河奔涌而出,给当时江淮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巨大损失.笔者力图全面介绍和分析江淮大水灾的灾况和灾因,以古鉴今,防患于未然,让江淮地区远离水灾的肆虐.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1931年江淮水灾对江苏省发展格局的影响

在1931年江淮大水中,按照大的经济地理区域划分,苏南与苏北二者由于受灾先后、频次、成灾原因以及抗灾能力的迥然差异,导致水灾损失及影响的结构与深度、广度各不相同,再加上苏北与苏南经济、人文、地理、自然等条件的差异,使1931年江淮大水的影响在生态、社会发展、生存方式与习惯、风俗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流变,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并逐渐奠定了目前区域文化色彩鲜明的发展格局。

民国时期的水灾与社会风险——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从1931年江淮大水看民国时期水灾与社会风险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本文主要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新马华侨对1931年大水灾的筹赈与影响

1931年国内大水灾波及16个省份,造成极大伤亡及损失。此次水灾在新马华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新马华侨建立起各救济祖国筹赈会,通过开展游艺筹赈、直接捐款捐物、劝捐劝卖等活动以赈济祖国水灾。新马华侨捐赠大量钱财与救援物资,此举不仅给祖国水灾救济注入一剂强心剂,展现新马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改善了外国人对新马华侨不团结的轻视态度,对华侨内部社会团结起到重要作用,并为后续九一八事变反日救国运动奠定基础。

试析1931年江淮大水对苏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1931年江淮大水灾对江苏以及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使得农村生产条件恶化,金融枯竭,土地撂荒;外贸逆差,国库外流,城镇工商业随之衰落;紧接着地方财政成为无源之水,值此窘况之下,各级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短缺,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进一步恶化了灾民的生存条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

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正忙于"统一"和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不得不组建救济水灾委员会这一事权极大的中央专门救灾机构,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以经济中心上海为总部驻地。该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筹募赈款。通过筹募机制的探索,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个向度上的努力进程及其特点。

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

国民政府在承续传统荒政观念的同时,其救灾理念已经凸显出进步,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有了更新的自觉认识。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1931年汉口水灾述论——基于民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仲夏,持续近两月之久的水灾令武汉三镇"顿成泽国",其中尤以汉口为甚,整个被浸"水中数尺至丈余"。当时诸多报刊纷纷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内容涉及汉口水灾的灾情纪录、原因探究、影响分析及各个层面作何应对等诸多方面,及至灾后仍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可谓真实再现了当年汉口大水的惨状。梳理和探究这些报道、评论,对于当下而言亦不无警戒和借鉴作用。

“变救为助”与“以贷代赈”——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理念及其机制研究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1931年大水灾与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

1931年江淮大水之后的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进行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最终,政府借助于行政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缓解了灾区粮荒,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经济秩序。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的粮食调控政策及措施——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采取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这些应急对策对舒缓灾区粮荒和稳定灾区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工作——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江淮地区普遍遭遇大水灾,致使城乡民众生活窘迫,农村经济更处于破产的边缘,进而加剧了革命危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救济工作,采取了施粥放粮、拨款救济、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并与国民党统治地区发生的严重灾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申报》视野下民国卫生防疫研究——以1931年水灾为例

1931年特大水灾发生后,政府和民间慈善组织立即投入到对灾民的救济工作中,卫生防疫是救济工作中一个重要环节,《申报》对此较为关注,进行了大量的新闻报道。通过对这些报道的分析,可以对当时的卫生防疫工作有一个深入了解,进而可以看出其成效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