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

美国政府 193 4年通过的《购银法》造成世界银价飞涨。作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深受其害 ,白银大量外流 ,金融出现严重危机。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交涉 ,最后与美国达成了白银交易 ,先后三次向美国售银总计 1 44亿盎司 ,并利用售银所得的外汇改革和稳定了中国的币制 ,实现了中国多年来一直追求的货币现代化。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历史流变——评《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研究(1868—1936年)》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研究(1868—1936年)》一书,结合日本近代由弱到强进而走向侵略扩张的社会背景,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这一历史时期学校体育的流变历程、特征、作用、历史地位及影响因素,反思其学校体育的军国主义化。研究认为: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并非单纯的体育教育活动,它是近代教育的重要构项,是日本推进文明开化的场域之一,在改善国民体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军国主义的蔓延,学校体育逐渐与军事捆绑,逐步沦为扩军备战的工具,既违背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学校体育只有回归教育本质,才能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真正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1934-1936年间国民政府划拨外交机密费史料一组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国民政府,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军政,汪精卫则出任行政院院长并兼外交部长等职,主持内政及对日交涉。不久两人在合作过程中矛盾加剧,为拉拢汪氏继续在前台主持,经中政会议决由财政部于每月初拨发5万元作为行政院外交秘密活动费。本组史料从一侧面反映了抗战爆发前蒋汪两派合作与争斗情形。

1936年甘肃康乐6(3/4)级地震地表破裂带调查

结合前人研究结果和野外考察,发现1936年甘肃康乐6^3/4级地震的地表破裂带长14 km,走向NWW,主要由3小段（西段、中段和东段）呈右阶排列而成。地表破裂主要有地震陡坎、地裂缝等。西段长3.7 km,有新鲜的崩塌堆积;中段长4.4 km,有大规模的基岩崩塌,同震左旋位移和垂直位移分别为2.5 m和0.6 m;东段长约6 km,同震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分别为1.5 m和0.3 m。同震变形以左旋走滑为主,兼具逆冲分量,最大地表垂直位错量（0.6 m）仅为水平位错量（2.5 m）的（1/4）。1936年康乐地震时崩落的岩块上零星生长着最大直径仅20-30 mm的丽石黄衣,部分无地衣生长,此次地震由围子山—大夏河断裂向东扩张所致。

1936年电化教育在中国诞生的经过与相关文献史料

本文论述了1936年电化教育在中国诞生的经过及背景、早期教育电影的发展及理论,并列举了与此相关的珍贵文献史料。

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编查数据的考察

考察人口统计数据是历史人口研究的第一步。文章溯本清源,梳理了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编查数据的来源,考察了其质量,并利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对1936年安徽的人口数量进行了大概规模的复原。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反迷信与社区信仰空间的现代历程——以1934年苏州的求雨仪式为例

本文以1934年发生在苏州城内的一场大规模祈雨仪式为例,分析在此过程中民间信仰、现代政府以及地方各势力群体的互动,并勾勒出变迁时代社区传统如何延续与重构的过程。“反迷信”是作为态度、作为旗帜、作为规训与惩罚的理由和手段,以不同形式在一个社区故事里先后出场并且互为利用。而在此过程中,民众则依照自身的行为逻辑与实际需求投入并实践其信仰。每一种力量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历史,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民众的日常生活,社区的历史记忆与现行的权力网络,这多重叠合的信仰空间呈现了一段复杂的社区故事。

1925-1936年我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

1925-1936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为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公共图书馆开展了多种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围绕延伸服务、读者服务和图书馆宣传三个方面进行,主要内容有普及借阅、识字教育、指导阅读和普及知识。本文重点介绍了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并对其进行评价,肯定了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在提高民众的阅读兴趣,培养民众自主阅读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1936-1937年重庆地区“祭拜神灵”救灾述论

1936-1937年,重庆及附近的江北县和巴县爆发了特大旱灾,对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政府和民众都进行了祭拜神灵救灾。在当时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祭拜神灵求雨迎合了民众盼雨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灾荒时期人们的心理动荡,对疏导民众对灾荒的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稳定有较大的作用。当然,祭拜神灵求雨浪费大量时间,耽误了科学救灾的有利时机,所浪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也大大影响了科学救灾的成效。

1925～1936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兴盛的成因与评价

1925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图书馆事业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本文探讨其成因,并对这段历史作出评价。

1936—1937年中国学术界的战时财政主张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中国学术界的战时财政主张张鸿石抗战前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的严酷现实，在国民政府着手进行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准备的同时，中国学术界围绕着如何解决战时财政问题曾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

在生成与转向间——1936～1966年《骆驼祥子》的接受研究

1936～1966年《骆驼祥子》的接受研究分为两个阶段:1936～1948年为生成与展示期,开放的审美观念使《骆驼祥子》在语言艺术、人物形象、艺术价值、艺术切入点、域外接受心理与文本意义潜势等介入点上生成了有待实现的期待视野,为接受深化开启了通道。其中,出色的语言艺术为接受者所公认,成为《骆驼祥子》接受的既定视野。1949～1966年为转向与过滤期,一元化的审美观念使接受者注重对文本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思想倾向的强调与定向,使得这两个时代的接受视阈发生错位,相互间的接受视野无法对接、扩展、深化,而那些看似理性、导向性的接受视阈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时,淡出历史。

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192 7～ 1936年 ,南京国民政府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运动 ,这既是南京国民政府化解其统治危机的现实需要 ,也是国民党“民生主义”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农村合作运动 ,作为农业现代化经济格局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虽然在 30年代呈现出了一派热闹景象 ,但对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 ,实际收效甚微 。

《申报》的“奥运”史料研究——以1936年中国柏林奥运之行为中心

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转型,还表现为文化思想领域的转型。本文主要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变迁中奥运意识进行研究和探讨,力图以1936年中国柏林奥运之行为考察点,论述奥运意识在中国近代的显现。

农会与“二五减租”的政治困境——1934年浙江平阳县农会解散案解析

"二五减租"是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农村的要政,但由于政府推行不力及地主富绅的反对,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业佃矛盾也一直冲击着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秩序。在1930年前后全面重建的农会组织体系主要是服务于政府之农业建设与社会控制,就减租事务而言,农会可以为调解、缓和业佃关系提供制度救济,并且在实践中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但是,浙江平阳县农会解散案的例子说明,国民党及政府总体上对于农会"代表农民"推动减租始终抱有戒心,防备农会的过激行为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农会的组织主导权亦并非掌握在佃雇农手中,因此农会始终难以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代言者,只能限于减租宣传及纠纷调解方面,难以有大的作为。

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

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是与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紧密相连的。希特勒试图将这届奥运会变成炫示日尔曼种族优秀论的工具,因而竭力排斥犹太人参加;世界各界尤其是体育界为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排斥,对柏林奥运会进行了抵制;国际体育界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压力,使希特勒不得不步步后退,采取措施减缓并暂时停止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的运动成就给予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谬论以有力的回击。柏林奥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纳粹德国反犹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纳粹德国更加疯狂地推行反犹政策埋下了伏笔。

从1934年湖南赈务看民国时期荒政近代化的趋向

1934年湖南旱魃为虐,灾难深重,湖南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这些举措虽然大多沿袭传统赈务的方式,但在赈灾机构、赈源募集、救灾方式、信息传递、国内外慈善机构的介入及赈务人员素质的变化等方面都体现了民国时期荒政近代化的趋向。

论1929—1934年中国关税改革对民族经济的影响

20世纪 2 0年代末 3 0年代初 ,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关税改革。这是在与今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 ,在中国长期丧失海关主权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关税自主的举措。它对改善中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 ,缓和进口商品对国产商品的过度竞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数据的分析与修正

受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人为因素限制,1936年安徽省保甲户口数据低于实际人口数。考虑到这一时段安徽人口生育率与死亡率概况、事件对人口的影响(即战争、灾荒、疾病等因素)、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情况、政区的变化等因素,可以用1928年至1936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来修正1936年的安徽人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