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40年英国对藏政策与中国西藏门、珞、察地区边界危机

1935年开始,英印开始关注中印边界东段,逐渐蓄谋在“麦克马洪线”的扩张,并寻找机会废除阿萨姆北部部落地区的奴隶制保留权,逐步向北推进英印的行政管辖权;阿萨姆省总督也向英印政府提出了一份旨在向麦线以南地区推进的报告,即所谓“前进政策”。然而,英印派遣莱特福特到达旺地区活动,引起了西藏地方官员的极大愤慨和抗议,英印最终被迫采纳了“控制手段”政策。

1940-1970年代中国主流批评家批评心态解析——以周扬、茅盾、姚文元为个案

作为1940-1970年代主流批评家的代表,周扬、茅盾和姚文元都具有政府高官兼批评家的特殊身份,自觉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吁求,但三人的话语表现和批评心态又有所不同: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的批评话语和心路历程体现了以政策阐释为文艺批评生命线的被动与尴尬;茅盾的批评心态略显自由,存在较为明显的现实取向与开放心态之间的矛盾;姚文元的批评话语是典型的大批判话语,体现了斫伤文学批评本性的畸形批评心态。

论瞿秋白对马哲的接受与在苏区文化中的实践(1934-1935)

瞿秋白作为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践行者。俄国的体验与对中国革命的深入思考,他自觉地寻找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过程是艰难而曲折的。他把马克思哲学具体运用到苏区的文化革命斗争中去,创造性地提出了苏区文化理论,明确提出了大众化文艺思想。针对当时以戏剧为中心的苏区文艺运动,他坚持话剧要走大众化、通俗化、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瞿秋白早期的新民主主义苏区文化探索的既成经验与教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影响也同样是深远的。

生活苦吟:1930-1940年代臧克家诗歌艺术论

臧克家影响较大的诗作,大都写于1930—1940年代。臧克家这一时期的诗作以'诗歌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了现代中国自大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抒写了对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生活底蕴的深刻体味。被称为'农民诗人''泥土诗人'的臧克家可能更倾心于牧歌式的生活吟唱,但面对着灾难深重的中国现代社会,他的诗作中的生活牧歌,常常成为一种需要唱着战歌去追逐的理想境界,因而他的生活吟唱往往体现为生活战歌与生活牧歌的交响。作为现实主义诗人臧克家,不断地从古代诗歌、外国诗歌,从前辈或同辈诗人那里吸取营养,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的诗歌潮流中接受启示,但所创造的却是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精神、艺术风格、艺术方法。成就了这位诗人的,更主要的还是他尊重个人生活体验的严肃创作态度。1930—1940年代臧克家的诗歌,以谨严、朴实、热情的,深入浅出的'生活'苦吟,使他在风起云涌的新诗史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艺术个性,赢得了生活,也赢得了诗。

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话语殖民形态

在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国家意识形态话语逐渐渗入到人物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变化可称为话语殖民。话语殖民在小说中表现为四种形态:完成形态、未完成形态、异化形态和性别形态,其背后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内涵。

1920-194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的渗透与早期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教条照搬,也非中国传统的现代变通。由于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所需要的"领导力量"、"思想资源"、"政治条件"和"受众群体"还不是很明朗,这些因素是伴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而逐渐完善起来的。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20-19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传播的重要阶段,当时党努力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打破扎根于乡村社会中为广大农民认同的文化纽带,以提高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党为实现文化的这一转型,使马克思主义深入农村时,先以理论渗透的方式表现出来。

1921-193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早期共产党人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实际的斗争,深入认识中国国情。同时在以俄为师的影响下,开展组织工人和革命实践活动,期间有过迷茫,有过纷争。在经历了失败的惨痛打击和深刻的集体反思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幼稚走向成熟,中国的革命道路逐渐清晰。

论1940-50年代中共对胡适的积极争取

1940-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为国家的和平、建设与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抗战胜利后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发挥影响;建国前夕争取胡适,是期望他与过去决裂,在思想信仰和治学方法方面改宗马克思主义,以影响和挽留一批知识分子为新中国服务;50年代中期争取胡适,是期望他拥护统一事业,促进海峡两岸统一大业。胡适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理念以及1949年以后大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胡适最终没有接受统战的重要成因。

1935-1936年:中国近代出版的高峰年代

中国近代出版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发展 ,到 2 0世纪的 3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本文取宏观中的微观视野 ,对近代出版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奇特现象进行探讨 ,着重从 30年代中期中国出版大格局多元性特点及其构成 ,以及出版物总量和品牌质量的结合上 ,对形成近代以来出版业高峰年代的标志和成因作了综合分析和量化分析。

八十多年来(1935-2020)郴州地区汉语方言研究述评

郴州地区的汉语方言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涉及到湘南土话、赣方言、客家话、西南官话等方面的研究。其中,湘南土话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尤为突出:语音方面探讨了语音系统、语音演变及其历史层次,词汇方面主要考证了语汇丛林中的底层词,语法方面则重点探讨了构词法、句法、虚词等;赣方言研究包括对资兴方言、永兴方言、安仁方言等的研究,其中以安仁方言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客家方言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其音韵特点探讨了桂东、汝城方言的归属问题;西南官话研究引入实验语音学是其一大亮点。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综合运用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理论方法,全方位地比较分析多点方言,探究郴州地区汉语方言的底层来源及其演变轨迹。

1940-1948:“九一”记者节那天的大众日报

1937年11月8日,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这是中国记协的前身。193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创刊。1940年4月16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山东分会成立,推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李竹如为第一任会长。新中国成立之前,记者节为“9月1日”,大众日报每年都用不同方式庆祝“九一”记者节。

苦心经营的和平年代——1919～1940年的哈雷-戴维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制造公司又重新回到民用车辆的生产队伍当中。哈雷大量军用车辆具备独有的颜色——橄榄绿色,战后的数年间军车并没有停止生产,橄榄绿甚至成为非常流行的象征着胜利的颜色,在人们心中,它代表着勇敢、强盛和必胜的自信。 1914年至1916年间,由于英国摩托车厂商淡出民用车市场。

红星照耀下的银翼（1940-1945）——前苏联航空发展

在1959年初，苏共中央召集了一次有克里莫夫、米库林、什维佐夫、伊留辛、波利卡尔波夫、阿尔汉格尔斯基、雅科夫列夫和舒利任科等著名航空设计师参加的座谈会。表达了苏共通过介入西班矛内战．从而看到本国航空产品与西方列国之间的差距、并力求全面迎头赶上的清醒认识和坚强决心。会后不久，克里姆林宫明确了航空发展的重点——新型战斗机。为此，这一年的国防预算已猛增到整个国家预算的25％，并在该年度生产出飞机6996架之多。

作为类型的中国早期歌唱片——以30-40年代周璇主演的影片为例兼与同期好莱坞歌舞片相比较

本文以作为一种重要类型的中国早期歌唱片为主要观照对象，将中国早期歌唱片划分为初步尝试（1930-1937）、努力探索（1937-1945）、走向成熟（1945-1949）三个发展阶段；并以30-40年代周璇主演的代表性影片为例，深入探讨中国早期歌唱片的基本形态及主要成就。同时，在与这一时期好莱坞歌舞片比较的过程中，努力描述中国早期歌唱片的独特处境及民族风格。

1917-1940年间俄罗斯汉语教学发展研究

1917-1940年是苏维埃政权形成和发展的初期,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汉语教学逐渐形成规模并得到持续发展,为汉语学教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本研究按照地理片区,从教学、教师、教材和学生四个方面,描述莫斯科、列宁格勒、远东(海参崴)和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四个地区的汉语教学情况,并总结出这一时期俄罗斯汉语教学的以下特点:汉语教学中心从圣彼得堡转移至莫斯科,区域间的汉语教学活动交流活跃,汉语教师多为知识广博的“中国通”,同一专家跨校授课较为常见,汉语教学存在与现实脱节的问题,大学不断变革对汉语教学造成一定冲击。

1940—1945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活动评述

1940年5月，日军入侵加剧，王子云向国民政府呈交建议书，希望抢救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各种古代艺术文物资料。同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艺术文物考察团，主要任务是考察西北古代文化胜迹以及各类艺术品。此后，历时近五年，行程逾十万里，共发现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数百余处(件)，收集、拍摄、椎拓、临摹、模铸了大量珍贵的艺术文物，还撰写各类调查报告及专题研究文章等文字资料约百余万字。

略论1935—1943年间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之间的关系

193 5— 1 943年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们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分歧、有合作 ,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略论1930—19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观念

中国现代小说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既往的小说观念便让位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注重社会环境及时代精神、追求大众化和典型问题等方面;而在此主流之外,还存在着与之相对立的现代写实主义、“新心理写实主义”等。40年代的小说观念则带有更多的战争时代特质,其中既有传统小说的历史绵延,又有对战争小说神话的构筑。相反方向的寻求另一方净土,及对小说中“美”的追求,也取得了虽不喧嚣但却耀眼的成就。对异域小说观念的追求,成为这个时期小说观念向现代性的高峰攀登的主导。总之,一个多元化的小说观念空间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