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八路军基层干部参会情况探析——以《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为例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开会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重要路径之一,具有传达指令、传递消息、宣传教育等功能,在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恩茂作为三五九旅政治干部,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参加会议的情况。“会多”是王恩茂参会的重要特点,表现在会议数量多、会议类型多、累计时间长等多个方面。从王恩茂的视角可见开会在军队政治教育、坚定官兵理想信念、增强军队凝聚力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个案探究抗战时期政治工作,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细节的认识。

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释读--兼及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国民公报》中郭沫若相关文献的考释

作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已形成共识,如新版《郭沫若全集》的启动,和《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年)》的出版,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史、文化史的学术建构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即基于这样的文献目标,努力钩沉相关文献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呈现郭沫若作为文化人与社会人的“一般性”,这就不得不提到《国民公报》上的郭沫若文献。论文以1938年1月11日至1939年1月29日《国民公报》的15条郭沫若文献为基础,对《郭沫若年谱长编》缺漏或不详条目作了“增补”,并以该报1938年6月24日、25日连载的傅襄谟采访郭沫若之《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文献,还原郭沫若战时初期(1937-1938年)的文化思想,这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作为横截面的1938年郭沫若之抗战思想。

《1938年农业调整法》与常平仓:美国当代农业繁荣的保障

194 0年初 ,美国农业终于结束了长达 2 0年的萧条 ,至今仍保持着丰裕的农业生产局面 ,而奠定这个基础的制度因素之一是《1938年农业调整法》。这项法律的核心内容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作者的研究揭示出解决当前我国的农业问题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农业制度建设经验 ,建立我国相应的农业稳定制度。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工作报告(1937年8月—1938年2月)

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 （193年8月13 B—1938月2月15日） 第一章 本会成立经过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还,平津相继沦陷,淞沪一带,风云紧急,一夕数惊,战事有一触即发之虞。华洋义赈会鉴于上海一旦卷入旋涡,战区人民,必致流离失所,呼吁无门,爱于八月四日召开董事会,讨论救济办法。当经公决联合各善团通力合作,以厚实力,并推定顾吉生、陆伯鸿、朱吟江、饶家驹、柏韻士等五君,分向各善团接洽,当时深蒙各善团赞许,允予合作。翌日,华洋义赈会乃邀集各善团开联席会议,应邀出席者计有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卐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华洋义赈会等六团体代表十一人,经议决为应时势之需要组织“上海国际救济会”,共谋救济工作,以收群策群力之效,同时并邀请各国驻沪领事、各国商会暨上海各公团,一致参加筹备关于组织国际救济会之一切事宜。其时,平津方面。

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述评

花园口决堤从提出到决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和权衡。尽管参与议论的人员很多,具体的建议内容也形色各异,但在以水代兵、阻敌自卫的立论上却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抗战开始前法肯豪森的最初动议是基于对日军的强悍性和日本侵略中国战略步骤的综合判断;徐州会战前夕陈果夫未雨绸缪的建议则表达了中国对日军野蛮性的直观感受;而徐州会战期间忽然高涨起来的决堤呼声却是对日军进攻路线多维思考和对日军可能先发制人的忧虑日深的表达;豫东会战严重失利时断然决堤,显然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和战场意识,尽管有些仓促,却也含有诸多决然和悲壮。花园口决堤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惊慌失措的被动反应。

史迈士呈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报告致贝克函一组(1937年12月～1938年5月)

1、史迈士致贝克函 (1938年5月28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你向汤姆生大夫询问我会工作情况。下面我们对你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1.机构名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2.办公地点:目前在南京宁海路5号,自6月1号日起,改在天津路3号。 3.受照顾难民人数: 12月份战争一爆发。

1938年:中西史学交流史的一页——胡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1938年,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编年史上,是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也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但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另一种面相。是年8月,胡适临危受命,出席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表了题为《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的英文演说,让域外历史学家首次听到了来自东方历史学家的声音。关于胡适在1938年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一事,在诸多的胡适研究论著中,均未置一字。这是一页被尘封的历史,或许在胡适的总体研究中可以置而勿论,但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却意义非凡,不可忘却。

再论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有认为其涉嫌侵权。根据1928年《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的条文,1938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只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即可,不必以收回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的鲁迅遗著出版权为前提。李小峰同意由第三方出版《鲁迅全集》且对出版时间未设限。这种正面态度有助于消除王云五对于北新书局“反诉”的疑虑,也有利于《鲁迅全集》尽早出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并未侵犯北新书局的权益,也不存在侵权问题。在民国法律框架下,1938年版《鲁迅全集》一经注册,其著作权(编辑著作权)就应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所享有。

近代江西工业化的“黄金时期”:1938—1943

抗战中的 1938- 1943年堪称近代江西工业化的“黄金时期” :此时期江西近代工业的数量、规模远远超过此前和此后各个时期 ,并初步形成了轻、重工业齐全的工业布局 ,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国计民生作出了贡献。这股战时工业化浪潮的出现得益于四个条件 :抗战的特殊环境 ;政府当局的倡导 ;江西丰富的原材料 ;民营企业家的踊跃投资。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近代黄泛之源:1938年花园口决堤原因探索

1938年花园口决堤不是偶然的 ,有一个前期酝酿和思想积累的过程 ,有远因 ;中日双方在豫东地区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加速了这一谋略的实施 ,是个加速器和近因 ;

抗战沦陷时期的汉口银行业述略(1938～1945)——兼谈日伪控制下的汉口金融殖民化问题

抗战沦陷时期(1938～1945)日伪控制下的汉口银行业可以分为沦陷初期、日伪的渗透和控制、日伪金融殖民化三个阶段。种种特征显示,沦陷时期的汉口银行已经有了全面殖民化的倾向,中储券的发行是日伪沦陷区殖民占领银行金融体系殖民化的标志,是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这一殖民化进程。

关于1938年中国共产党政治设计的探讨

1938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以共同的政治目标为依归,以全方位的政治方案为基轴,以多党合作的政治构想为途径,以建立人民民主社会的政治蓝图为核心指向,对国家社会发展进行了理性的筹划和安排。这些政治设计既对抗日战争的政治局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基础。

1934—1938年初英国皇家空军建设计划评析

随着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和德国秘密重整军备,英国从1934年起开始走上缓慢的重整军备道路。为了保卫本土免遭德国进攻和出于经济的考虑,英国把发展空军放在第一位,1934—1938年初的英国空军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到威慑,最后转为消极防御的过程。

《抗敌报》1938年社论的宣传方式探析

《抗敌报》1938年社论立足于全面抗战开始后的客观形势,注重宣传方式的多样化,在服务抗战大局中找准定位,运用赋能纪念资源的灵动笔调,动员民众,激发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建构起抗战宣传工作的独特话语体系;通过敌我鲜明对比的犀利阐述,体现党的意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突出了抗战宣传工作的强大政治属性;借助革命浪漫主义的叙事基调,稳定民心振奋士气,着力开展青年工作,描绘出抗战宣传工作的鲜明价值导向,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党报的社会动员功能,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试析1933至1938年纳粹德国内部在远东政策上的分歧

近年来史学界开展了对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在论及这一时期纳粹德国远东及对华政策的特点时,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这一时期希特勒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和缺乏一贯性的状态”,30年代中期在德国的远东政策中存在某种“混乱”。笔者认为,纳粹德国内部在远东政策上的分歧,是造成这一时期德国对华政策某种“不稳定”和“混乱”的直接原因,而上述论著对这一分歧几乎没有论及或详细分析。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从另一个视角考察这一时期纳粹德国的对华政策。

1928-1938年的德中关系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８ 年期间，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基于相互需要，建立了与其他列强无法比拟的外交关系。两国经济、军事往来频繁，德国对中国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然而，令双方感到满意的辉煌时刻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希特勒在远东长期推行一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短期的机会主义和长期的以扩张为目的的一贯性之间的交叉作用。

1938年1月17日“广田电报”考证

在近年来在有关1937-1938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著述中,有一件日方史料常被引用,这就是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名义于1938年1月17日发往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一份外交电报,该电报为当时美国情报机关所破译。199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将一批总数达3000份以上的日本外交电报的英译资料公布后,原南伊利诺大学历史系吴天威教授将其中6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电文译为中文,在国内介绍,引起一定反响。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1938年1月17日第227号“广田电报”的来历,却未能得到澄清。该电报全文如下:

1938-1945年河南灾荒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1938-1945年河南省各种灾害频繁发生,给河南农村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农村财产损失甚巨,农村人口在这几年灾荒中大量死亡、流失,使得再生产的劳动力极其缺乏;灾荒的不断发生不仅使农业劳动力遭到破坏,而且使耕地面积大量减少、耕畜数量锐减、农业再生产的可能性极端缩小;此外灾荒还造成物价非正常的波动,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恶化。总之,八年的灾荒给河南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