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救灾动员——以《新华日报(重庆版)》对1942-1943年河南灾荒的宣传为中心

《新华日报》对1942—1943年河南灾荒进行了全程全方位的宣传,是报道这场灾荒时间最长、数量最多、涉及栏目最多的新闻媒体,体现了其救灾动员的力度。《新华日报》针对河南灾民采取多角度报道灾情、呼吁各界积极参与救济、营造民众踊跃救灾的氛围和呼吁社会各界科学救灾等动员措施。《新华日报》针对这次灾荒所采取的救灾动员措施,取得了较好的动员效果,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救灾动员的一个剪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关注民生的价值追求,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肯定。

“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

发生在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涉及国统区河南省的60余县,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由于河南地处中日对峙的前线,交通断绝,中央获得灾情较晚,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与救灾不力等诸多因素,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紧急下拨救灾款、设置粥厂、减免征实征粮等各项措施,但成效有限,河南旱灾持续扩大并形成灾荒,迫使大批灾民逃向陕西等地,灾民死亡约200余万人。既往对河南旱灾事件的研究因史料限制并不充分,关于灾荒真实状况、国民政府救灾行动、灾民死亡人数以及中外舆论界的灾情报道等,均有可以再探讨的重要价值。

1942—1943年河南特大灾荒时期的赈灾义演

1942—1943年河南各种自然灾害并发,加之战乱、政府腐败等人为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河南特大灾荒。在救济河南灾荒过程中,除政府组织的赈灾举措之外,全国各地民间团体组织的义演筹款活动非常醒目。赈灾义演是以戏剧、话剧演出,赈灾游艺会及体育义赛为主要类型的社会活动;赈灾义演的组织者以各类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为核心,特别是各地河南同乡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赈灾的重要辅助手段,义演补充了赈灾资金的不足,为抗战救国培育国民精神,显示了民众在重大灾难之时的互助精神。

1942—1943年河南的大灾荒及原因

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1942—1943年间,河南遭受了水、旱、蝗、风、雹、霜等自然灾害,受灾面积极广,全省无县不灾。而当时河南兵荒交乘、国民政府统治腐败等社会因素则是这场大灾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应对1942-1943年中原大旱荒的措施及影响——以《解放日报》相关宣传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在1942-1943年中原大旱荒中,晋冀鲁豫边区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情。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和陕甘宁边区是河南灾民逃荒的主要目的地。应对此次灾荒,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在应对这次大旱荒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包括:及时报道灾情,呼吁紧急救灾;出台救济政策,发布应灾指示;妥善安置灾民,发放急赈物资;开展生产自救,实施以工代赈;评选劳动英雄,宣传典型人物等。通过应对此次大旱荒,中国共产党保障了灾民对生存权力的基本需求,加深了民众对边区“新世界”的认同,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1942-1943年豫北沦陷区灾荒研究

1942-1943年河南发生严重灾荒。此时,河南半壁沦陷,作为粮食主产区的豫北也已被日军占领。豫北沦陷区受灾情况严重,民众应对饥荒意识淡薄、应灾能力不足;作为沦陷区,豫北并不仰赖国民政府之振济,国民政府亦不将此区域作为重点救助之地区;相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祈雨、急振等措施,豫北沦陷区民间的救济似乎更为有效。

白修德与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

1943年,《大公报》对河南灾荒的真实报道传到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耳中,为了一探究竟,他来到了河南,用相机忠实记录了灾荒场景,撰写文章在《时代》周刊发表,不怕误解而与蒋介石见面,使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采取了一些措施,为河南灾民争取到了一线生机。白修德也因此成为河南大灾荒中不能被忘记的人物。

1942年河南大灾荒再认识

1942年集旱灾、水灾、虫灾、兵灾数位于一体的河南灾荒,举世瞩目,使全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毁。虽然当局和社会团体以及民间个人,皆曾予以应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救灾减灾活动,但因其时的政治形势和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等相关因素的制约,救灾未能及时,其力度有限,救灾举措很难完全到位,惊天动地的悲剧终究未能避免。

1942年河南大灾中的《大公报》

1942年河南大灾惨绝人寰,国民党当局不准报道。当时《大公报》本着媒体的责任和良知,突破新闻封锁,对这场灾难做出了真实客观的报道,对时弊进行了无畏的批评,并对受难同胞积极援助,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但却因此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惩罚。

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的联系与区别

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市干运动各为党的十大政策之一，二者的性质、任务、指导思想、方法步骤、历史分期和最后结果根本不同，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历史事件，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