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与南海有关行为的国际法意义

在1945—1949年这个时段内,国民党政府在南海作了大量的主权宣示行为和管治行为(简称为"与南海有关的政府行为")。这些行为在抗战之前也有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存在,体现了行为之间的一贯性。而日本在抗战期间对部分南海岛礁的非法占领并不影响我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因为我国于战后接收了南海诸岛,当时的国际间并无异议。国民党政府在客观上有实际有效管辖的事实,在主观上有进行管辖的意图。此外,根据当时适用的时际法,南海诸岛在这段期间并不是无主地。在此期间,国际社会的默认也使其日后无法再主张权利。

国民党与1945-1949年的福建学生运动

1945-1949年,福建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为对付学生运动,国民党福建当局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积极防范,另一方面又强力压制,力图"使之消弭于无形",但这一策略并未取得成功。逆历史潮流而动,推行反人民的政策,最终失去民心。国民党未能切实代表广大青年学生的利益,其自身组织建设也存在突出问题。种种因素,使其无法有效应对福建的学生运动。

略论抗战后的粤港贸易关系(1945.9-1949.10)

粤港关系历来唇齿相依。抗日战争结束后 ,两地贸易曾一度恢复并得到发展。但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 ,国统区社会经济分崩离析 ,官僚资本垄断广东对外贸易 ,粤港间走私活动猖獗达于失控 ,民间正常商贸不断萎缩而陷入困境。这一切 。

1945-1949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报刊

二战之后,自由主义报刊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参政的重要传播媒介。本文通过对《客观》、《观察》、《世纪评论》、《时与文》、《周论》、《新路》周刊、《大学评论》七份刊物的分析,展现1945-1949年间中国自由主义报刊的发展概况,并以此为基础,总结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报刊的积极意义。

“戡乱文学”的鼓噪与作家的“离心倾向”——1945-1949年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

1945-1949年是现代文学格局发生变化的时期,各种文学成分、文学力量发生了分化、重组与位移。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文艺也具有"格局"的意义,参与了格局的变化。表现为:一、文艺政策向"戡乱文学"窄缩;二、部分有国民党政治背景的作家追求"文学独立性",产生"离心倾向",促进了文学格局的分化。

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

本文意在厘清台湾战后初期(1945～1949)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权力场域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以二二八事件为分界,分析二二八事件前后报刊、杂志所形构的文化场域中,两岸文化人如何各自在其所占据的文化“位置”,争取文化生产的支配权,与国民党官方的文化宣传进行意识形态与文学内部美学的斗争。对这些问题的厘清,首先将有助于理解战后初期的文化人,在尚未经过后来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压制时,他们如何对日本殖民地时代的台湾文化遗产进行评价,如何思索台湾文化的主体性与现代性的问题;其次将有助于对战后台湾文学发展的结构性社会因素有更清楚的认知。

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运用与启示(1945—1949)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在国统区遭到强力压制,但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话语权并未因此而丧失。实际上,如果认真考察思想者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方法,就会发现在国统区,由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舆论空间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理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其他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理路并不鲜见。鉴于此,不停留于显性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可和宣传的考察,而进一步关注隐性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和思维方法的应用态势,将为更完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人的精神接触史提供新的视角,开辟新的场域。与此同时,研究这一传播态势,对夯实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公共舆论空间中的话语权也不乏启示意义。

重返历史现场: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以1945—1949年东北文学再研究为例

经过长期积累与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接近饱和,在现有状况下,以"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聚焦一些非经典研究区域是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要选择。"1945—1949年东北文学"研究既要正视这一时期曾经共存的多种文艺景观和东北解放区形成过程中独特的文化文学反应,又要关注解放区文艺获得正统地位过程中对东北原有文艺的冲击和在新的地域文化语境中实践文艺大众化的挑战与得失。此外,东北解放区的文艺批判与文学生产在中国左翼文艺发展史上同样具有相当的话题性。

新中国成立序幕的一段壮美史诗——《南京解放史（1945—1949）》品鉴

2019年正值南京解放70周年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方芳、余翔任主编,杨颖奇任执行主编的《南京解放史(1945—1949)》,于今年4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邀约了数位在中共南京党史、南京现代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撰写,其40余万字植根于丰富的档案史料,论述真实有据,有不少闪光的学术创新观点,既是南京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成果,亦是中共南京党史研究方面的一部精品力作。

浅析1945～1949年美国台湾政策的演变

194 5～ 194 9年 ,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 ,这期间美国不断调整对台政策反映出它为了称霸世界、不惜牺牲别国利益的殖民思想。今天 ,我们重新研究这段历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试析1945年—1949年湖北国民经济之崩溃

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中共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前的四年时间里 ,湖北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工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 ,经济状况极端恶化 ,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绝境。究其原因 ,主要是 :国民政府军费开支骤增 ;美国在经济上的殖民主义统治 ;官僚资本的垄断掠夺 ;政府利用币制改革盘剥人民。

战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1945～1949)

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律师队伍迅速恢复,并具有律师人才多来自本省、多由本地学校培养以及年龄偏大等特征。经过积极筹措,武昌、汉口两地的律师公会得以重建,并试图在维护律师群体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为。武汉的律师在战后仍然能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律师们的表现良莠不齐,虽不乏维护正义的律师存在,然而一些律师唯利是图、混淆黑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武汉律师的形象。

1945-1949,平津地区文学期刊的向“左”转

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变化,双方文艺政策的调整,左翼文学逐渐成为平津文坛的主导力量。认同左翼文学立场的作家成为文学期刊的主宰,许多中间作家开始向"左"转,其他作家则日渐淡出文坛,刊物的作者趋向单一化。在刊物的内容方面,也由先前的多元文学组合,逐渐萎缩成左翼文学独存的格局。

战后恢复时期的中国棉纺织业(1945—1949)

本文阐述了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时期(1945—1949)内棉纺织行业的恢复、发展、转折和危机;对旧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日本在华纺织企业、垄断国内纺织品市场和进出口贸易以及它的功过作了介绍和论述;对民营企业从繁荣走向衰败的因果作了分析;最后介绍了棉纺织业的主要资本家队伍在解放前复杂的形势下,发生分化,并做出各自的决择,不少爱国资本家最终走上参加新中国建设宏大队伍的简要经过。

论战后陕西国民义务劳动与地方建设(1945—1949)

国民义务劳动在陕西省抗战后的地方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为陕西地方建设提供了行政、人力、经费和宣传方面的支持,陕西地方政府也将其作为鼓励和加快地方建设的手段。通过分析相关文献,理清国民义务劳动与陕西地方建设的关系,探究二者的相互作用,进而给予评价。

邮政历史类展集《中华邮政国内信函邮资(1945-1949)》

展集概况 我的《中华邮政国内信函邮资(1945～1949)》邮集，共分3个部分：一、法币时期；二、金圆时期；三、银圆时期，使用了符合邮资的平信、挂号、快递、航空等素材来反映主题。

1949—2000年山西高原低温冷害特征及小波分析

低温冷害在山西高原四季均可发生,给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甚至造成严重损失。为了科学有效地预防和减轻此类灾害,需要深入研究其特征和规律,通过对山西1949—2000年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数学分析,对该地区低温冷害的等级、阶段、周期及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52年来山西共发生低温冷害374次,轻度占16.8%;中度占61.0%;重度占22.2%。灾害变化可分为4个阶段,1949—1956年为第一阶段,1957—1975年为第二阶段,1976—1995年为第三阶段,1996—2000年为第四阶段。第一、三阶段距平值主要为正值,灾害频次较高,以中、重度灾害为主。第二、四阶段距平值主要为负值,灾害发生频次低,以轻、中度灾害为主。小波分析表明,灾害存在为2～3年、5～8年和15～20年的周期。降霜、降雪或寒流引起的气温骤降至0℃以下是造成山西低温冷害的主要原因,气温变化幅度为-25.6℃～-0.8℃。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制定与调适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主张,只有付诸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达到改造国家与社会的目的。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则是实现两者有机联结的关键环节。在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最后斗争中,尤其是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之后,应该怎样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当时乃至在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对他们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总路线,坚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根本方针和原则,在实践中积极进行探索和调适,注意纠正“左”的和右的偏向,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体系,并且被载入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确定与积极的实践效应,成为中国共产党强大政治领导力的突出表征之一。

1949—1952年武汉市工商同业公会的整理和改造述论

1949—1951年,为了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武汉市人民政府对旧有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改组;1952年,武汉市以"五反"运动为契机,对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进一步改组改造,并在此基础建立了新的工商联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武汉市工商同业公会的职能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由一个以代表工商业者利益为主要职能的社会团体变成了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助手。1951—1952年武汉市对工商团体的改组改造反映了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同时也是解放初期新政权改造旧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