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习《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的一点体会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的前夕,《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出版发行了。陈云同志文稿,准确而生动地记载了1949—1956年间我党在经济战线上由乱到治,取得伟大胜利的光辉历程,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巧妙结合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论毛泽东1949—1956年的统一战线思想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1956年党的八大之间,毛泽东对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的精避论述,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初步形成毛泽东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基本轮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历史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统一战线思想开创了源头。

1949—1956年福建省婚姻家庭问题治理

阐述1949—1956年福建省妇女解放与婚姻家庭问题,列举该时期福建省治理妇女解放与婚姻家庭问题的举措,分析该时期福建省妇女解放与婚姻家庭问题的治理成效及存在困难。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民族资本主义政策探析

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本主义政策经历了一个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演变过程,尽管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党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其现有模式的片面理解以及对国内外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的非客观认识是其政策曲折发展的主要原因。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有助于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1949—1956年我国大众文艺与社会价值观的重塑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运用大众文艺重塑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精神和道德风尚等三个层次的社会价值观。大众文艺通过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新生政权及其路线、方针、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以构建新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倡导新生活方式、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以形成新社会精神,通过宣传新的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和道德观念以培育新道德风尚。

1949年以来北京中医药教育演变

1949年后,我国面临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丛生以及西医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局面,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工作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对中医的现实价值予以肯定,并为扶持中医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1949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环境中,北京市中医药教育事业也经历了波折的演变过程,从1949年之初经历艰难生存期,然后迎来短暂的发展期,随后经历十年的坎坷动荡期之后,方才进入了健康、稳步的发展时期,乃至现今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及其现实启示——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国家工业化战略启动后,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个指导乡村全面建设的长期规划,文件集中展现了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对于新中国的乡村建设,毛泽东主张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各项社会事业等多方面入手,其基本思路包括: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组织依托,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农民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工农城乡互相支援为重要保障。毛泽东关于乡村建设的部署和主张,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毛泽东1956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1956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建设经验,借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历程,他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党和政府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坚持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等重要理论观点,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崇高:1949年《人民文学》的“身体”阐释

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形态特质可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1949年,《人民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崇高的形态特征,即作为“身体”塑造一般原则的正面人物“身体”是美丽而年轻的,是崇高产生的基础;“暴力辩证法”破坏个人的“身体”,生成人的崇高感;政治抒情诗中“国家”的“政治身体”被赋予崇高的特质;群众的“身体”在崇高的感召之下呈现的从“翻身”到“翻心”的变化等,皆有着可待发掘的可能意义。

1927—1949年朱德研究述评

1927—1949年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内容涉及朱德的活动、生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等,展现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强,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暴发鼠疫,党和政府采取了设立鼠疫防治机构、追溯鼠疫病源、发动群众抗疫、邀请苏联专家协助、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仅用了不到20天就遏制住鼠疫的蔓延趋势。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的胜利,增进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增强了群众的防疫意识,同时也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对后世的启示是,在应对急性传染病时,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三是要重视国际协作,四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1949-2012年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及其成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仍时有发生。1949-2012年发生较重水灾的年份有1950年、1954年、1956年、1957年、1963年、1974年、1975年、1991年、2003年、2007年,发生较重旱灾的年份有1959-1961年、1966-1967年、1976-1978年、1986-1988年、1991-1992年、1994年、2000-2001年。其间,水旱灾害呈现出水灾频次减弱而旱灾逐渐加剧、多水旱交替或连年发生、造成的损失巨大、与污染灾害叠加等特点。淮河流域水旱灾害的产生及其多样化特点,系由气候变化、黄河夺淮长期影响等自然因素与不合理的水利兴修、农业垦殖活动以及水事纠纷的扩大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49—195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基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分析

1949—1956年,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由主导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党着力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在观念化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制度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化意识形态等层面进行了新构建。具体来说,就是创新和调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与范畴,构建了新的观念化意识形态;确立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性权威与由其为指导的基本研究范式,构建了新的科学化意识形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引领、推动新社会变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构建了新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规导民众社会行为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准则,构建了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这四个层面的新构建,从总体上达到了消解旧主流意识形态和塑造新主流意识形态这一"除旧布新"的目的。

1949—1956年天津城市社会救济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949—1956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社会救济工作的统一部署,天津建立健全了社会救济管理机构,出台了职业介绍、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一系列社会救济政策。通过这些救济政策的推行与实施,天津在增加城市就业、消除贫困人口、维护社会稳定、健全社会救济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半依附：1949-1956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

1949—1956年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念、外交政策和实践、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过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半依附特征。新中国"主动的半依附"所期望的国家利益与"被动的半依附"所付出的代价并存。相应地,半依附政治发展的后果也是悲喜各半:尽管这一政治发展模式有利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但也使其政治发展受到苏联的影响和制约,成为自主政治发展的障碍,甚至某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也逐渐被苏联模式侵蚀。半依附政治发展的重要教训在于弱国必须谨慎处理与实力悬殊的强国之间的结盟关系问题,并尽早做好同盟破裂的应对措施。

1949-1956年中国农民的心理变迁

1949年-1956年,在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中,作为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有其独特的心理,即认识到是农民养活地主,同时既有均平心理又有求富心理、既有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又有参加互助合作的心理。认真研究农民心理,对于中国共产党科学制定对农村的政策,有重要意义。

《河南日报》(1949-1956年)连环画题材内容研究

建国初期,在报刊上刊登连环画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本文以《河南日报》连环画(1949—1956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7年间众多具有代表性的连环画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对这些连环画题材内容进行归类,将1949—1956年《河南日报》刊登的连环画题材分为5类。

1949～1956年我国农村阶级阶层的变迁

在1949—1956年中国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农村的阶级阶层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受两个运动的影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贫农、农村工人、贫民、游民以及富农和中农,由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变动,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层;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的经济分层已经不复存在了。

1949～1956年民主政治发展的法制化思考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和重建,并在基本精神和基本制度层面进行了民主政治的法制化建设,从而使中国民主政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由于受某些过时经验和观念的束缚,这一时期民主发展的法制化进程出现了非理性化的倾向,主要是政策对法制的冲击。这种主流的规范性与一定程度非理性化并存的特点及其影响,给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留下了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