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界关于1949—1978年两岸关系的研究综述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围绕台湾问题进行了长达30年的武力对峙。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30年内,对台政策是中国政府内政、外交生活的重要主题之一。数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两岸关系、对台政策、中美关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丰富、细致的研究,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政策的出台,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理论基础。

1949—1978年农村医疗卫生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党和国家治理农村社会的重要环节。1949—1978年是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起步和初步成型的阶段,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上的农村医疗卫生思想、中观层面的农村医疗卫生体制以及微观层面的农村防疫工作、爱国卫生运动和妇幼保健卫生工作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趋向与特点:研究成果从医学向历史学、社会学方向延伸;注重将医疗卫生与政治经济相结合研究;将医疗卫生与生态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在回顾和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也提出了几点思考与建议:一是医疗卫生史的研究要坚持为现实服务的观点;二是医疗卫生史研究要运用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三是要创新医疗卫生史的研究内容。

1949—1978年党的资本主义观探析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 ,194 9— 1978年间党对资本主义 ,既有科学认识并充分利用的成功经验 ,也有错误认识而完全排斥的深刻教训。在这三十年间 ,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 :从建国初期的“节制资本主义 ,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到国民经济恢复完成以后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 ,再到从 6 0年代甚或是 1957年起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割资本主义尾巴’”。

1949—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透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大体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并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一制度虽然在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由于它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混淆了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 ,缺乏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 ,因此 ,在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人民公社组织体制的解体 ,它便趋于瓦解 ,造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不到位 。

1949—1978年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成人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对20世纪50至70年代农村扫盲教育的研究回顾，可给当前农村教育提供启示与借鉴。

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

“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 ,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 ,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 ,也是从 1 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 2 0世纪 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 ,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如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 ,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 ,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 ,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发展非农产业。

政治导向型政府管理——1949年至1978年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研究

从1949年至1978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基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我国建立和不断强化的是一种政治导向型政府管理模式。其主要特征为,执政党和政府以政治为本,一切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实现理想社会主义这一政治目标。基于此政治取向,执政党和政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动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作为治国的主要形式,以党政一体化高度集权为体制基础,以强制性管制为主要管理手段,以权力单一中心和权力运行单向度为治理机制,以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表现作为任用和评价官员的主要标准。这种政府管理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基于整体的视角和中长期时段的考察,它却是经济与社会走向衰退的根源。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政府管理模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一国经济的增长或衰退,社会的前进或停滞,关系着国家的强弱盛衰。因此,建构一种良好的政府管理模式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对1949—1978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1949—1978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所激励的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同,从而农业总产出有较大不同;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农业的产出也有不同。综合比较后认为:“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能较大程度地激励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土地和劳动等要素的利用率也较高,从而使农业总产值高速而稳定增长。

1949～1978年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历史考察——以冀中深泽县为中心

1949～1978年间,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频繁整顿到稳定发展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调整时期的精简下放和国民经济好转后的集体经济重建,农村医疗制度经历了个体——个体联合——集体——集体、个体并存——集体的变迁,其性质也从营利到福利反复变更。这三十年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必须明确政府责任,建立主要以公共资源支撑的医疗体制,这样才能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和公平性,使其真正成为老百姓的福利事业。

武汉市武昌区建国后(1949年—1978年)历史建筑评价标准初探

武汉市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为进一步挖掘武汉市当代的历史建筑资源,保护和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武汉市规划局以武昌区为试点,对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建成的,目前仍然留存的,能够反映时代特征、承载历史信息的,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开展调查和评价,并制定保护和利用策略。该文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研究这一时期历史建筑的价值,并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这既是武汉市武昌区建国后优秀建筑保护的需要,同时也为武汉市乃至全国建国后历史建筑的价值评价提供参考。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1949-1978年：中国教育经费筹措策略的演变

教育经费狭义指国家的教育拨款，广义指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以及企业、团体、个人投入教育的费用。本文研究的是广义的教育经费。从理论上讲，决定教育经费的根本因素有两方面：一是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对教育发展的需要程度，二是社会经济对教育发展所需经费的提供能力。实际上，影响教育经费来源的因素，除经济增长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其中政策、法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政策、

1978年以来中国内地移民与人类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因中国移民政策、法规的支持及国外人才政策、移民法规的吸引等因素,中国内地掀起了持续不断的移民潮。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数高达5000多万人,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内地移民出去的超过1000万。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国,且主要分布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庞大的华人移民不仅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多方面推动了人类的全球化进程。政治上,华人新移民重塑了华人国际形象,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有助于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经济上,华人新移民促进了移民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了华人与移居地的经济联系;文化语言方面,华人新移民融合了移民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人类学方面,华人新移民与所移居地人通婚,促进了不同民族与人种之间的融合。

1949年以来北京中医药教育演变

1949年后,我国面临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丛生以及西医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局面,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工作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对中医的现实价值予以肯定,并为扶持中医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1949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环境中,北京市中医药教育事业也经历了波折的演变过程,从1949年之初经历艰难生存期,然后迎来短暂的发展期,随后经历十年的坎坷动荡期之后,方才进入了健康、稳步的发展时期,乃至现今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崇高:1949年《人民文学》的“身体”阐释

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形态特质可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1949年,《人民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崇高的形态特征,即作为“身体”塑造一般原则的正面人物“身体”是美丽而年轻的,是崇高产生的基础;“暴力辩证法”破坏个人的“身体”,生成人的崇高感;政治抒情诗中“国家”的“政治身体”被赋予崇高的特质;群众的“身体”在崇高的感召之下呈现的从“翻身”到“翻心”的变化等,皆有着可待发掘的可能意义。

1927—1949年朱德研究述评

1927—1949年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内容涉及朱德的活动、生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等,展现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强,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暴发鼠疫,党和政府采取了设立鼠疫防治机构、追溯鼠疫病源、发动群众抗疫、邀请苏联专家协助、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仅用了不到20天就遏制住鼠疫的蔓延趋势。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的胜利,增进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增强了群众的防疫意识,同时也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对后世的启示是,在应对急性传染病时,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三是要重视国际协作,四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1949年至1978年广州的“新村”建设研究

文章以广州“新村”为观察视角,对1949~1978年广州居住区建设的发展脉络与住区对城市发展和居住生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提出该时期广州“新村”与广州的城市建设有密切的联系。1949~1978年广州的“新村”是根据国家发展政策和经济情况,及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以节省造价为目标,因应不同人群的生活习惯和居住需求而设计和建设的,类型和形式丰富。广州的“新村”满足了工人、水上居民、华侨、知识分子等人群的居住需求,促进了广州城郊发展,与之配套的公共设施也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对1949~1978年广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9-2012年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及其成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仍时有发生。1949-2012年发生较重水灾的年份有1950年、1954年、1956年、1957年、1963年、1974年、1975年、1991年、2003年、2007年,发生较重旱灾的年份有1959-1961年、1966-1967年、1976-1978年、1986-1988年、1991-1992年、1994年、2000-2001年。其间,水旱灾害呈现出水灾频次减弱而旱灾逐渐加剧、多水旱交替或连年发生、造成的损失巨大、与污染灾害叠加等特点。淮河流域水旱灾害的产生及其多样化特点,系由气候变化、黄河夺淮长期影响等自然因素与不合理的水利兴修、农业垦殖活动以及水事纠纷的扩大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49—1957年景德镇陶瓷的设计精神研究

1949至1957年间景德镇陶瓷完成了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并形成了多元化的生产体系。设计队伍迅速成长,以开国纪念瓷和建国瓷为代表的设计作品不仅技艺精湛,更蕴含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审美,展现了陶瓷设计的创新与融合。本文通过研究1949—1957年间景德镇陶瓷的设计精神,总结出“瓷映国辉,博采众长”和“设计为民,实用为美”的设计精神。并发现其在推动陶瓷产业结构转型、促进设计人才队伍建设及设计创新路径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期待能为现代陶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