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是个开放、动态的多元系统,而翻译文学也属于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特征决定了翻译文学在该系统中的位置是"中心"还是"边缘"。同时,赞助人,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也影响着译者对原语作家、作品的选择。运用多元系统理论这种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考察,具有客观性,有助于全面把握这一时期英美文学汉译的典型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同时也为我国研究某一阶段的外国文学翻译提供了新思路,做出了新的尝试。

党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经验与启示梳理——1949年至1966年期间

1949～1966年是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艰苦创业期,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该阶段,党确定了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地位,建立健全了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科技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也为当今加快我国科技创新和发展步伐提供了历史借鉴。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1949年以来北京中医药教育演变

1949年后,我国面临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丛生以及西医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局面,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工作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对中医的现实价值予以肯定,并为扶持中医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1949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环境中,北京市中医药教育事业也经历了波折的演变过程,从1949年之初经历艰难生存期,然后迎来短暂的发展期,随后经历十年的坎坷动荡期之后,方才进入了健康、稳步的发展时期,乃至现今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1927—1949年朱德研究述评

1927—1949年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内容涉及朱德的活动、生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等,展现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强,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崇高:1949年《人民文学》的“身体”阐释

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形态特质可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1949年,《人民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崇高的形态特征,即作为“身体”塑造一般原则的正面人物“身体”是美丽而年轻的,是崇高产生的基础;“暴力辩证法”破坏个人的“身体”,生成人的崇高感;政治抒情诗中“国家”的“政治身体”被赋予崇高的特质;群众的“身体”在崇高的感召之下呈现的从“翻身”到“翻心”的变化等,皆有着可待发掘的可能意义。

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暴发鼠疫,党和政府采取了设立鼠疫防治机构、追溯鼠疫病源、发动群众抗疫、邀请苏联专家协助、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仅用了不到20天就遏制住鼠疫的蔓延趋势。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的胜利,增进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增强了群众的防疫意识,同时也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对后世的启示是,在应对急性传染病时,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三是要重视国际协作,四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1949-2012年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及其成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仍时有发生。1949-2012年发生较重水灾的年份有1950年、1954年、1956年、1957年、1963年、1974年、1975年、1991年、2003年、2007年,发生较重旱灾的年份有1959-1961年、1966-1967年、1976-1978年、1986-1988年、1991-1992年、1994年、2000-2001年。其间,水旱灾害呈现出水灾频次减弱而旱灾逐渐加剧、多水旱交替或连年发生、造成的损失巨大、与污染灾害叠加等特点。淮河流域水旱灾害的产生及其多样化特点,系由气候变化、黄河夺淮长期影响等自然因素与不合理的水利兴修、农业垦殖活动以及水事纠纷的扩大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49—1957年景德镇陶瓷的设计精神研究

1949至1957年间景德镇陶瓷完成了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并形成了多元化的生产体系。设计队伍迅速成长,以开国纪念瓷和建国瓷为代表的设计作品不仅技艺精湛,更蕴含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审美,展现了陶瓷设计的创新与融合。本文通过研究1949—1957年间景德镇陶瓷的设计精神,总结出“瓷映国辉,博采众长”和“设计为民,实用为美”的设计精神。并发现其在推动陶瓷产业结构转型、促进设计人才队伍建设及设计创新路径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期待能为现代陶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21世纪以来我国1949—1965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探索构建了一套制度体系,以适应中国城市基层管理的需要,最终在不断优化中产生了城市居民委员会。进入21世纪后,关于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研究在学术界取得了显著成就,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文章把国内学界对1949—1965年城市居委会建立的原因、历史分期、第一个居委会所在地、居委会的性质与职能作为主要考察方面。探讨现有研究存在的研究视角偏于宏观、研究局限于特定地区、横向研究不足及缺乏情景分析等问题并提出展望。

中国煤炭工业技术自立的实现途径探析(1949—1966年)

1949—1966年中国煤炭工业领域实现技术自立主要依赖三个途径,分别是外部技术的引进、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和科研工作者的技术创新。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三类技术自立的方式都在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了各自的独特作用。直接引进、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和技术固然可以快速、有效提升当时国内煤炭工业的技术水平,但由于受制于国家之间外交关系,时常有中断的风险,故不是较为可靠的技术自立渠道。“自下而上”式的群众性技术革命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众的热情和才智,但客观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这样的技术进步基本不可能在尖端的、重大的科研领域取得突破,也很难保证技术革命运动能够持续开展。与外部技术的引进和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相比,充分发挥国内学校、科研机构的作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智慧,开展技术攻关才是煤炭工业实现技术自立的正确途径。

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有苔藓采集记录的主要是欧洲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俄国人和日本人成为了采集的主力,这期间中国人仅孔宪武和陈封怀在东北有苔藓采集记录;1949年以后,国人的采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通过对历史文献、标本信息的整理和考证,总结出了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历程,并对其中的主要采集人作了详细介绍。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为东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1949年以前香港苔藓植物采集与研究史

香港苔藓植物的采集与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至1949年百年间先后有英、美、德、法等国至少14人在中国香港采集过苔藓植物,分别是亚历山大(W. T. Alexander)、鲍林父子(J. Bowring&J. C. Bowring)、赖特(C. Wright)、汉斯(H. F. Hance)、维丘拉(M. Wichura)、拉本赫兹特父子(G. L. Rabenhorst&R. C. Rabenhorst)、迪杜兴(D. F. Didrichsen)、福特(C. Ford)、福里(U. J. Faurie)、赫克洛茨(G. A. C. Herklots)、克莱门斯(M. S. Clemens)、莱贝格(J. B. Leiberg)等。通过文献记录及馆藏标本整理,采自香港地区的藓类植物有108种、苔类植物有2种,修订后藓类植物27科47属77种、苔类植物2科2属1种,标本大多收藏于国外各大博物馆、植物园和大学标本馆中。中国人在香港地区采集标本始于20世纪30年代,亚年(A. Nin)、曾怀德(W. T. Tsang)、冯钦(H. Fung)和谭英华(Y. W. Taam)4位中国植物采集者先后在香港地区采集过藓类植物24种,修订后13科14属22种,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PE)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标本馆(UBC)中。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中"爱情"的登场、表演及退场方式,从"爱情的升华:在革命事业中获得意义确证","爱情的移置:走向同志情"和"爱情的缺席:纯粹政治时空的构筑"三个方面来见证电影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是如何在政治性的命题和人性化的书写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十七年”(1949-1966)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十七年"(1949-1966)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黄金时代,蕴含着丰富的研究课题。本文从翻译史著、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层面,对新时期以来关于"十七年"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研究不足予以分析和剖释。文章从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生产/出版研究、译者文化生态研究、理论融合研究四个方面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空间进行展望。

曲折中的前进:1949—1966年中国人口状况与政策回应

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的节育宣传和60年代上半期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尝试。1957年后,初见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问题,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出现反弹。在此前后,由于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制定出公开的人口控制政策,延搁了人口控制的大好时机,为以后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曲折的过程,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果断地并且更加坚决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1949年以前中国西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西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1949年以前以外国人采集的标本数量居多。中国人在西北地区的苔藓植物采集始于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采集在1937年北平植物研究所西迁陕西省武功之后。在西北地区采集过苔藓植物的外国人主要是来自俄国、意大利、法国的5位采集者。中国人有秦仁昌、刘慎谔、夏纬瑛、孔宪武、钟补求、傅坤俊、刘继孟等近20位老一辈植物学家。1949年以前采集的苔藓植物标本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分支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整理出1949年以前在西北地区采集过苔藓植物的采集人、采集的时间、地点和新种的文献等信息,为西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1949年至1966年上海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及启示

1949年至1966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总体部署,结合解放初期上海建设的实际形势,采取集中教育与经常教育、系统培训和短期培训相结合的办法,对党员干部进行以政策教育、思想理论教育和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为顺利完成解放初期上海的各项建设任务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保证,也为今天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了借鉴。

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力作——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1949-1966年)研究》

作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丛书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1949-1966年）研究》（张乾元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和创新,

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表达——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本文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伦理化的表达:将政治上的敌人定义为伦理上的坏人(小人);用伦理的切肤之痛激起个体的“阶级仇恨”;将革命的意义置换为伦理上的抚慰。同时指出,中国电影在伦理化表达上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对今后中国电影创作如何在思想主题的融注、艺术上的探索及观景愉悦的营造上实现完美的结合,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