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炭工业技术自立的实现途径探析(1949—1966年)

1949—1966年中国煤炭工业领域实现技术自立主要依赖三个途径,分别是外部技术的引进、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和科研工作者的技术创新。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三类技术自立的方式都在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了各自的独特作用。直接引进、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和技术固然可以快速、有效提升当时国内煤炭工业的技术水平,但由于受制于国家之间外交关系,时常有中断的风险,故不是较为可靠的技术自立渠道。“自下而上”式的群众性技术革命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众的热情和才智,但客观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这样的技术进步基本不可能在尖端的、重大的科研领域取得突破,也很难保证技术革命运动能够持续开展。与外部技术的引进和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相比,充分发挥国内学校、科研机构的作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智慧,开展技术攻关才是煤炭工业实现技术自立的正确途径。

民间故事的生成机制--基于1949-1966年的新故事

1949—1966年间,民间文学接续延安时期发展方向,大规模地“改旧编新”以助力国家建设。在文艺工作者的“辅导”下,新故事生产由自发转向自觉并呈“井喷式”增长。以民间文学范畴中的新故事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资料,探讨新故事的生成机制,可以从外部揭示民间故事的生成过程,解码大脑文本,理性看待民间文学发展中出现的“异变”,进而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危机与发展前景提供借鉴。

1949-1966年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以1949-1966年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量化分析的方法,对搜集到的43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进行分析。该阶段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主要特征:政策文本主体的多权威性与强精英性;政策文本类型的多规章性少稳定性;政策文本制定方式的探索性与渐进性;政策文本主题呈现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纵向呈现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发展演化,为客观评价认识政策问题提供了依据。

批评主体的身份对翻译批评观的效应——以1949—1966的翻译批评为例

翻译批评是批评主体对以翻译或翻译活动为中心的描写、分析、评估和研究活动。批评如何进行,与主体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十七年"(1949—1966)特殊的时代语境形塑了文化身份各异的翻译批评主体,其话语特征也风格迥异。本文对"十七年"翻译批评主体的文化身份和话语特征进行梳理和归纳,有助于我们认识特殊语境下文化身份与翻译批评的关系,以期揭示翻译批评的本质。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是个开放、动态的多元系统,而翻译文学也属于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特征决定了翻译文学在该系统中的位置是"中心"还是"边缘"。同时,赞助人,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也影响着译者对原语作家、作品的选择。运用多元系统理论这种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考察,具有客观性,有助于全面把握这一时期英美文学汉译的典型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同时也为我国研究某一阶段的外国文学翻译提供了新思路,做出了新的尝试。

1949——1966年美英对新中国作家转型现象的解读

1949-1966年,美英学界部分学者探讨、解读了新中国作家身份及其创作所发生的变化,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热衷于分析作家的内在心理与其外在行为的联系,用西方标准评判中国作家的转型行为,以此判断作家与新中国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从文本出发,探讨、言说作家建国前后作品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他们的言说是"冷战思维"和西方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49～1966中国对外文学关系特征

建国后“17年”中外文学关系是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互相对峙这一独特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特殊的国际关系赋予中外文学交往以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使之成为一种非文学性的社会政治行为。择译文学的标准高度政治化,致使“17年”主要翻译了那些言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品,以及那些能被有效地阐释进新中国社会主义话语系统内的作品。外国文学解读受政治思维制约,悬置了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所热衷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主题。非文学意义上的对外文学关系,导致“17年”文学创作很少受除苏联文学之外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

“十七年”(1949-1966)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十七年"(1949-1966)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黄金时代,蕴含着丰富的研究课题。本文从翻译史著、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层面,对新时期以来关于"十七年"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研究不足予以分析和剖释。文章从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生产/出版研究、译者文化生态研究、理论融合研究四个方面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空间进行展望。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中"爱情"的登场、表演及退场方式,从"爱情的升华:在革命事业中获得意义确证","爱情的移置:走向同志情"和"爱情的缺席:纯粹政治时空的构筑"三个方面来见证电影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是如何在政治性的命题和人性化的书写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曲折中的前进:1949—1966年中国人口状况与政策回应

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的节育宣传和60年代上半期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尝试。1957年后,初见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问题,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出现反弹。在此前后,由于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制定出公开的人口控制政策,延搁了人口控制的大好时机,为以后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曲折的过程,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果断地并且更加坚决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宗派主义:左翼“潜在”影子在当代文学(1949-1966)中

中国当代文学(1949-1966)明显地受到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本文主要对宗派主义在当代文学(1949-1966)中的"影响"进行考察,从这考察中笔者发现,当代文学宗派主义的"根源"来自左翼文艺运动。它直接导致了当代文学在开创初期的作家身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文学领域中的批判运动。

新中国文学出版与阅读(1949—1966)

新中国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阅读极为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先后创办了一批文学图书出版机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其间对私营文学出版机构进行了改造,均为文学出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9年至1966年,我国文学图书出版数量经历了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变化,先后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文学图书,数量颇丰,汗牛充栋,这与我国当时社会背景有关,也是基于对读者喜爱程度的考量。在文学图书出版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国家层面开展了对古典文学出版与阅读的舆论引导,为文学出版与阅读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对“革命”与“叙述”的重新定位——评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蔡翔站在"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立场论述1949-1966年文学,不仅意味在当前语境下"逆向思维",而且还要清理复杂的理论历史与现场。蔡翔把"弱者的反抗"指认为"正当",且没有预设前提条件,无疑忽视了对"弱者"的分析。蔡翔只把"劳动"作为了他考察的一个方面,没有将其作为宏观把握1949-1966意识形态的关键词。

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表达——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本文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伦理化的表达:将政治上的敌人定义为伦理上的坏人(小人);用伦理的切肤之痛激起个体的“阶级仇恨”;将革命的意义置换为伦理上的抚慰。同时指出,中国电影在伦理化表达上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对今后中国电影创作如何在思想主题的融注、艺术上的探索及观景愉悦的营造上实现完美的结合,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示意义。

“‘靠近’‘历史’的可能性”——读《革命历史叙事的生成与建构(1949-1966)》

《革命历史叙事的生成与建构(1949-1966)》一书以在"新历史观"作用之下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的文本实践来对其基本特征及表达诸形式进行探讨,分析其生成的动力、文本实践的形式、编排阐释模式、规范与调整的考察、多元审美建构等方面内容,并作出客观的评价与分析。通过对史料梳理和理论阐释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去审察,表现了作者研究的创新之处以及客观的价值评析尺度,同时增加了一种"靠近""历史"的可能性。

历史现场的重返与呈现――评谢保杰《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

在重新解读"十七年"文学的专著中,工农兵写作在研究界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谢保杰的《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一书,堪称工农兵写作研究中开风气之先之作。本文对该作重返历史现场的写作样貌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概述,对其中的核心观点阐述进行了尽量深入的对话,以及文中的成败得失提出了笔者的思考和质疑。

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力作——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1949-1966年)研究》

作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丛书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1949-1966年）研究》（张乾元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和创新,

1949至1966年我国音乐发展的社会学特征

1949至1966年,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是我国音乐事业逐渐繁荣和丰收的时期。基于音乐社会学视角,1949至1966年我国音乐的创作生产满足了人民多元化的精神需求,音乐生产方式融合了民族化的继承与新时代的创造,创作生产过程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音乐传播过程呈现多样性、政治性特征,传播效果实现了"传必求通",音乐流行表现出范围广、强度大的特征。

党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经验与启示梳理——1949年至1966年期间

1949～1966年是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艰苦创业期,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该阶段,党确定了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地位,建立健全了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科技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也为当今加快我国科技创新和发展步伐提供了历史借鉴。

1949-1966年间周扬的文艺思想

“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这是1958年周扬的名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的名言。在1949-1966年间的革命风雨中，直接负责文艺界领导工作的周扬如履薄冰。1958年，他梳理中国当时的文艺思想，指出有三种文艺理论批评，即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与修正主义的。他确认自己的工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清算教条主义。这是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