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年北京市失业救助论析

1949-1952年北京市的失业救助是当时中国社会救助的典型例子。从中可以了解那个时期社会救助行政体制和政策措施的得失。通过对北京市失业救助的考察可以看到,1949-1952年中国失业救助行政体制的建构有利于社会救助的综合治理,以工代赈、转业训练等救助措施基本是积极可行的。总体上看,政府在社会救助中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今天的社会救助有重要启示。

1949-1952年湖北省农村选举制度的构建和影响探析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2年土地改革的完成,是新解放区农村基层政权体系构建的时期。作为农村政权建设核心的基层选举制度在这一时期也构建起来,并且在与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政权建设以及人民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中逐渐完备,农村选举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对当时中共有效治理广大新解放区农村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共有效地构建起在农民群体中的政治权威;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民对政治的冷漠心理,极大提高了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它实现了基层干部队伍的优胜劣汰,大大改善了干群关系。

1949-1952年武汉市摊贩治理简论

1949年时,武汉市摊贩人数众多、情况复杂,严重影响市场、交通秩序和社会稳定。新的武汉市政府成立后,在恢复本市经济的同时,着手对摊贩进行了治理与整顿。首先,整顿市场,让市场外的摊贩到市场内经营;其次,配合一系列民主政治运动的展开,对摊贩进行登记、发证、税收等工作;此外,政府还动员摊贩参加爱国运动,健全组织机构以加强对摊贩的治理。同时,在治理的过程中,摊贩们也大都遵守政府政策,积极配合政府治理。

旧工厂与新国家：1949-1952年的刘鸿生大中华火柴公司

自1949年5月上海解放,至1952年"五反"运动爆发,是上海私营企业接触和适应新生共产党政权的最初阶段。关于这一时期的私企生存状况,学界虽有所涉及,但缺少详实的个案考察。本文以刘鸿生家族核心企业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个案,详述大中华在中共建政初期的生存境遇,应对产销危机的尝试和成效,以及新政权的施策带给大中华的影响。试图展现1949至1952年间上海私企与中共新政权的复杂多面关系。

1949-1952年陕州专区干部教育考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干部教育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纳入斗争纲领,并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并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历史变化迫切需要党重新教育自己的干部,使其具备新时期执政和领导建设的素质和能力。选取陕州专区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在建国初期(1949-1952)党内外形势、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地方落实干部教育工作的实况。

国家权力如何介入学术——米丘林遗传学在新中国的兴起(1949-1952)

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演变是国家与学术之间关系的典型案例。以1949-1952年米丘林遗传学在新中国的兴起为分析对象,剖析国家权力介入学术的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构建一套新的科学评价体制,试图以科学的阶级性、唯物论、功利性和民族性等标准引导科学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通过拟定课程草案、邀请苏联专家访华改革遗传学学科。米丘林学派的中共接管干部除了依据新的科学评价标准大力宣传米丘林学说,批判经典遗传学说之外,还通过政治学习运动、课程改革、科研控制、学术交流控制等行动策略推进遗传学学科的激进式改革。接管干部在代理国家管控遗传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极端事件,为消除影响,中央政府介入其中,但中央政府只是纠正了相关干部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犯的错误,但并未阻止米丘林学说的推广。

1949—1952年皖北剿匪述略

民国时期皖北匪患严重,解放后在中共中央正确的剿匪政策的指导下,皖北地区建立了基层剿匪组织,联合多地区多方面进行合作剿匪,并与其他治安运动共同开展,广泛建立治安保卫组织维护地方治安,在剿匪过程中还积极动员群众,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匪徒无处遁形。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皖北剿匪成效显著,至1952年基本清除地区土匪,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9～1952年上海市的识字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对成人识字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全国各地都开展了识字教育活动。上海市作为全国人口密集度和社会复杂程度较高的城市,其识字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上海市的识字教育采取了政府主导、民间力量深度参与的"以民教民"方式,最终形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性识字教育活动。

“进京赶考”——建国初期中共领导民生建设论述

毛泽东在中共执政全国前夕明确提出"进京赶考"的命题,表明中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离不开"武器的批判",执政则必须赢得全国人民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建国初期,中共把民生建设作为"赶考"的首要任务,确立"安定民生"的指导思想,通过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赢得了人民的考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民生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主题之一,中共必须坚持"进京赶考"永远在路上的使命担当,用蛮拼的精神继续推进民生建设,才能持续赢得人民的点赞。

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研究

弱势群体一般是指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被国家和社会纳入救助范围的社会群体。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主要包括灾民、失业者、妓女、乞丐和孤老病残等,其存在原因首要的是自然地理因素,其次是社会转型因素与历史遗留问题。弱势群体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初始选择。

上海集邮简讯

12月15日 市聋人邮协会员王少梅的《新中国留用邮戳(1949-1952)》一框邮集在香港邮史研究会通信邮展大奖赛中获镀金奖。 (朱建霖)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大陆存在四种资本主义经济,即官僚资本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这四种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中国共产党对它们采取不同的政策:没收官僚资本;监督、利用到军管、征用、代管、转让外资企业;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但妥善处理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而且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为适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及影响

改变对立的城乡关系,减少城乡差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奋斗并为之努力去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若干措施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关系的改变,主要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城乡居民政治权力的平等化,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以城市为中心领导和带动乡村发展,慎重处理城乡关系中最为突出的"剪刀差"问题,大力发展城乡文化教育等。在中共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民共同努力,一种新型的、与以前相较而言较为协调的城乡关系渐渐形成,在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在肯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所做的种种努力的同时,还需要看到这种努力所带来的变化存在的不足,以及所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故不宜将其无限拔高,应作辩证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的探索

1949-1952年,在领导和组织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过程中,周恩来坚持把工业摆在极其重要位置。根据党中央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总体部署,周恩来提出这一时期的工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为工业化准备基本条件",逐步使工业平稳有序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他主张接收改造原有厂矿企业与新建重点工业企业并行,在争取国外工业援助的同时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厉行节约来发展本国工业。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统筹资金、土地、原料、能源、人才、技术等诸多要素以支持工业生产。经过三年多的艰辛探索,新中国的工业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巩固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了重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