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中国农民的心理变迁

1949年-1956年,在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中,作为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有其独特的心理,即认识到是农民养活地主,同时既有均平心理又有求富心理、既有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又有参加互助合作的心理。认真研究农民心理,对于中国共产党科学制定对农村的政策,有重要意义。

建国初期的图书馆读书会(1949-1956)

文章采用历史研究法,对建国初期图书馆发展读书会的情况进行分析。建国初期图书馆读书会工作开展比较普遍,集中在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图书室,华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发展较好。图书馆界认为读书会是馆外借阅推广和阅读辅导的重要方式。图书馆以工人和学生为重点组织读书会,兼顾其他群体,注意与工厂、学校等单位合作,注重发挥读者积极分子的作用。尽管图书馆对读书会的管理不规范,但能够结合读者情况进行分组,并对读书小组进行考核评优。图书馆采用图书推荐、阅读咨询、要求小组制定阅读计划、组织阅读讨论等方式对读书会进行指导。

1949-1956年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1949-1956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党情、国情、世情,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培训体系,对广大干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经验教训表明,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具体目标和根本目标的有机统一,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培训体系,以增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半依附：1949-1956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

1949—1956年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念、外交政策和实践、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过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半依附特征。新中国"主动的半依附"所期望的国家利益与"被动的半依附"所付出的代价并存。相应地,半依附政治发展的后果也是悲喜各半:尽管这一政治发展模式有利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但也使其政治发展受到苏联的影响和制约,成为自主政治发展的障碍,甚至某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也逐渐被苏联模式侵蚀。半依附政治发展的重要教训在于弱国必须谨慎处理与实力悬殊的强国之间的结盟关系问题,并尽早做好同盟破裂的应对措施。

1949-1956年常州党组织建设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准备随军南下接管苏南地区的干部,在苏北泰县张甸进行了近一个月的集训。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次日,吴觉率领部分接收人员首批进入常州城,其余接收人员因无船只迟至26日晚渡江,28日进城。当日即宣告中共苏南区常州地方委员会、常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1949-1956年我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必然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

1949-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政策和策略

1949-1956年新中国在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时,既采取了明确而坚定的方针,同时又区别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问题的具体情况,实行灵活的政策和策略。主要包括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及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注意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等。

深度学习:让学生历史核心素养落地——以《过渡时期的中国(1949-1956年)》教学设计为例

当前,＂核心素养＂培育成为引领教育改革深化和课堂教学转型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方向。核心素养的落实,显然不仅仅是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变更,它更是以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的变革为保障的。[1]因此,如何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探寻促使学生核心素养落地的有效途径,已经成为学校管理者和教学一线的老师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借鉴和吸纳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的研究成果.

论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成功经验

在1949-1956年共和国初创、中共开始全面执政的特殊时期,中共不仅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且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改善民生根本途径,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把民生建设与社会变革、经济建设相结合,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当今的民生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49年-1956年执政党干部素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949年至1956年,党围绕经受执政权力的考验和提高执政水平,以学习和教育为基本途径,以整风整党为集中举措,以严格干部的选拔、监督、管理、考核和审查为重要支撑,全面加强干部素质建设,有效推进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其蕴含的历史经验对现阶段执政党干部素质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民族资本主义政策探析

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本主义政策经历了一个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演变过程,尽管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党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其现有模式的片面理解以及对国内外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的非客观认识是其政策曲折发展的主要原因。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有助于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1949～1956年我国农村阶级阶层的变迁

在1949—1956年中国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农村的阶级阶层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受两个运动的影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贫农、农村工人、贫民、游民以及富农和中农,由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变动,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层;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的经济分层已经不复存在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的意识形态建设及其启示——基于制度变迁的视阈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意识形态作用重大。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起到了思想先导、加快进程和捍卫保障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重大启示:应提高对意识形态的制度指向性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作用重大的思想认识;实现意识形态建设与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需要把握一定的"度";意识形态建设要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互结合、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时间和空间协调统筹的思路。

1949—1956年我国大众文艺与社会价值观的重塑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运用大众文艺重塑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精神和道德风尚等三个层次的社会价值观。大众文艺通过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新生政权及其路线、方针、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以构建新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倡导新生活方式、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以形成新社会精神,通过宣传新的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和道德观念以培育新道德风尚。

甘肃小学教育(1949—1965年间)发展状况探析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社会主义小学教育事业在甘肃省得到了逐步建立,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了大起大落的曲折发展态势,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它的发展状况并不相同,为现代小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大国外交从这里开始——周恩来发布新中国第一个外交文件

从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血雨腥风中一路走来,一个崭新的政权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1949年10月-1956年9月,是新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内形势百废待兴,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共和国在艰难的探索中走过了7年。档案为凭。本年度"珍档"栏目的主线,是从中央档案馆遴选珍藏,勾勒1949-1956年共和国历史的基本轮廓。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创建阶段的框架与特色

一、1949—1956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概况1949-1956年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法规，逐步构建起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为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1951年2月26日，全面确立了适用于中国城镇职工的劳动保险制度，成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1952年，建立了公费医疗制度。1955年，确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退职制度。到1956年，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国家为主要责任主体、城乡单位担负共同责任并一起组织实施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下将分别论述l949—1956年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各组成部分及其特点。

建国头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陋俗文化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陈规陋习依然存在,这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风气,也与根本变化了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极不相称。围绕此问题,中共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努力。改造陋俗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持群众参与,充分发挥"群众运动"在陋俗文化改造中的作用;必须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增强抵制陋俗文化的能力;必须与加强党的建设相结合。

1949—195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基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分析

1949—1956年,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由主导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党着力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在观念化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制度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化意识形态等层面进行了新构建。具体来说,就是创新和调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与范畴,构建了新的观念化意识形态;确立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性权威与由其为指导的基本研究范式,构建了新的科学化意识形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引领、推动新社会变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构建了新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规导民众社会行为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准则,构建了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这四个层面的新构建,从总体上达到了消解旧主流意识形态和塑造新主流意识形态这一"除旧布新"的目的。

1949—1956年天津城市社会救济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949—1956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社会救济工作的统一部署,天津建立健全了社会救济管理机构,出台了职业介绍、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一系列社会救济政策。通过这些救济政策的推行与实施,天津在增加城市就业、消除贫困人口、维护社会稳定、健全社会救济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