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年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以1949-1966年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量化分析的方法,对搜集到的43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进行分析。该阶段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主要特征:政策文本主体的多权威性与强精英性;政策文本类型的多规章性少稳定性;政策文本制定方式的探索性与渐进性;政策文本主题呈现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纵向呈现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发展演化,为客观评价认识政策问题提供了依据。

“十七年”(1949-1966)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十七年"(1949-1966)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黄金时代,蕴含着丰富的研究课题。本文从翻译史著、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层面,对新时期以来关于"十七年"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研究不足予以分析和剖释。文章从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生产/出版研究、译者文化生态研究、理论融合研究四个方面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空间进行展望。

宗派主义:左翼“潜在”影子在当代文学(1949-1966)中

中国当代文学(1949-1966)明显地受到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本文主要对宗派主义在当代文学(1949-1966)中的"影响"进行考察,从这考察中笔者发现,当代文学宗派主义的"根源"来自左翼文艺运动。它直接导致了当代文学在开创初期的作家身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文学领域中的批判运动。

对“革命”与“叙述”的重新定位——评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蔡翔站在"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立场论述1949-1966年文学,不仅意味在当前语境下"逆向思维",而且还要清理复杂的理论历史与现场。蔡翔把"弱者的反抗"指认为"正当",且没有预设前提条件,无疑忽视了对"弱者"的分析。蔡翔只把"劳动"作为了他考察的一个方面,没有将其作为宏观把握1949-1966意识形态的关键词。

“‘靠近’‘历史’的可能性”——读《革命历史叙事的生成与建构(1949-1966)》

《革命历史叙事的生成与建构(1949-1966)》一书以在"新历史观"作用之下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的文本实践来对其基本特征及表达诸形式进行探讨,分析其生成的动力、文本实践的形式、编排阐释模式、规范与调整的考察、多元审美建构等方面内容,并作出客观的评价与分析。通过对史料梳理和理论阐释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去审察,表现了作者研究的创新之处以及客观的价值评析尺度,同时增加了一种"靠近""历史"的可能性。

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力作——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1949-1966年)研究》

作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丛书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1949-1966年）研究》（张乾元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和创新,

1949-1966年间周扬的文艺思想

“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这是1958年周扬的名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的名言。在1949-1966年间的革命风雨中，直接负责文艺界领导工作的周扬如履薄冰。1958年，他梳理中国当时的文艺思想，指出有三种文艺理论批评，即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与修正主义的。他确认自己的工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清算教条主义。这是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

在“大众化”与“小众化”之间——论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诗歌选本的语言特征

支配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中国大陆诗人们语言观念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尤其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实用主义语言观。在这种语言理论的影响下,彼时诗歌选本中的语言呈现出强烈的“大众化”特征:一方面入选作者大都使他们的诗歌语言朝着口语化与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诗歌选本与“大众化”诗歌文体间的互动,又为诗歌语言的“大众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此一时期诗歌选本中雅言和欧化、自由体与旧体诗的存在,又使得当时的诗歌选本语言呈现出个人化色彩浓重的“小众化”特色。这两种语言的存在与缠绕,显示出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的多义性与复杂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文学批评本土化建构的向度与限度——以散文和戏剧为考察对象

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潮,其间持久闪烁着红色苏俄的影响;同时,它也一直在顽强地寻找自身的本土路径,建构根植于中国大地、回应现实创作的理论空间与批评实践。一方面,文学理论与批评要承担、呼应、阐释、佐证自身之外的意识形态要求;另一方面,一旦条件允许,又尽量为文学创作在艺术性、民族形式等方面开辟空间。

1949——1966年美英对新中国作家转型现象的解读

1949-1966年,美英学界部分学者探讨、解读了新中国作家身份及其创作所发生的变化,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热衷于分析作家的内在心理与其外在行为的联系,用西方标准评判中国作家的转型行为,以此判断作家与新中国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从文本出发,探讨、言说作家建国前后作品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他们的言说是"冷战思维"和西方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中"爱情"的登场、表演及退场方式,从"爱情的升华:在革命事业中获得意义确证","爱情的移置:走向同志情"和"爱情的缺席:纯粹政治时空的构筑"三个方面来见证电影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是如何在政治性的命题和人性化的书写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曲折中的前进:1949—1966年中国人口状况与政策回应

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的节育宣传和60年代上半期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尝试。1957年后,初见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问题,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出现反弹。在此前后,由于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制定出公开的人口控制政策,延搁了人口控制的大好时机,为以后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曲折的过程,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果断地并且更加坚决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化和组织化与翻译秩序建构(1949—1966)

1949年以降,中国进入了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翻译活动被纳入国家体制,高度计划化和组织化,以服务于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态。主流批评话语声讨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乱象";政府积极创办翻译刊物,创设翻译出版机构及召开全国性的翻译会议,其意均在建构新的翻译文化秩序。这一系列的建构手段,对"十七年"(1949-1966)的翻译和翻译批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计划化和组织化成为翻译批评话语中的核心叙述,它既建构起了翻译工作技术层面的操作规范,又满足了政治层面创新翻译文化话语的战略谋局,成了维护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必要手段。

1949-1976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

资料 本文拟初步考察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之所以选择这个年限是因为这近30年，用西方史学家的概念，属于毛泽东时代，这期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数量是惊人的，尤其集中于1957—1967年前后约10年之间，而这10年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

先验的崇高主体--“十七年”电影中党员形象的审美形态与文化表达

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期间,中国电影艺术旨在构建起一套独属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创作的电影新模式,在这一新模式的探索之中,中国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方式成为具有根本意义和决定性的重要能指,承担着先验的崇高主体性身份的功能。这一时期的影片依照马克思主义崇高美学观念体现了“革命悲剧”特点,银幕上的中国共产党员形象因此扮演着召唤历史个体成为历史主体的启蒙者角色,是革命历史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书写者和诠释者,成为新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上开篇定音的崇高符号,对于当下电影艺术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1949-1966年中国画的发展轨迹

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的绘画形式,有着几千年的绘画传统,历经宋元直到明清时期,文人画占据画坛主要地位,其作品已很难与人民大众形成关联。它不求形似,追求诗、书、画、印相结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画并不仅仅局限于绘画的领域,而与文学和书法艺术紧密相联。从中国画的发展来看,它重感悟,强调主观表现,将以造型为特色的绘画与文学修养相结合,发展出了与西方仅以造型为目的的写实绘画截然不同的两种体系。如果从艺术的层面上看,中国画更像是抒情诗,而西方绘画则更像是科学,二者虽都冠以＂绘画＂之名,实质却相差大矣。

1949-1966年新中国现实题材连环画创作研究

现实生活题材的连环画是1949-1966年连环画创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章以该时期现实生活题材的连环画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一时期连环画繁荣发展的原因及时代历史背景,现实题材连环画的主要类型,及其在表现手法、构图、背景描绘等形式表现上的特点。

1949-1966年文学畅销书的封面设计

1949-1966年的文学畅销书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多样化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封面设计中,封面画、装饰纹样及作者人物像是较为常见的表现手法,用色较为单纯,构图多居中,文字列于图画的正上或正下方。整体风格简洁,但不够多样化。这一时期印刷、工艺的有限条件与此时较为单纯、简洁的封面设计风格密切相关。

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劳动"是当代文学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概念,黄子平的演讲从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中引出了这一命题。通过对张爱玲的《秧歌》、赵树理的《登记》《"锻炼锻炼"》、张贤亮的《绿化树》以及革命京剧《海港》等文本的分析和解读,讨论了"因为他/她能劳动"、"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和"劳工神圣:主人公精神"这样三个话题,进而对蔡翔的观点进行了呼应与对话。同时借由诸多历史事实和重要文献,达到了对历史现场的还原,展现了"劳动"与"尊严"之间复杂的内在逻辑。即一方面,政权为了确保劳动者的"尊严",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但另一方面,这种"尊严"有时却又是很不可靠的——"劳动"还可以作为一种惩罚和改造手段存在,劳动者也缺少闲暇时间、专业选择的自由,这些反过来又拆解着劳动者的"尊严"。

存史观变: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

目前,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重心还是在民国图书馆史领域,对于现代图书馆史,特别是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的历史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1949年以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体现的核心思想是"自由主义",而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逐渐被"苏联式的国家主义"所取代。从保存史料、探究历史演变规律的角度出发,学界应该重视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