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1949年以来北京中医药教育演变

1949年后,我国面临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丛生以及西医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局面,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工作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对中医的现实价值予以肯定,并为扶持中医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1949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环境中,北京市中医药教育事业也经历了波折的演变过程,从1949年之初经历艰难生存期,然后迎来短暂的发展期,随后经历十年的坎坷动荡期之后,方才进入了健康、稳步的发展时期,乃至现今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新解放区农村青年团参与乡村治理研究(1950-1952)

1950—1952年是新解放区农村开展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农村经济恢复的特殊时期。其时,农村干部奇缺,党和政府急需助手来协助治理乡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新区农村青年团在农村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建立和壮大。另一方面,她在协助党和政府推进乡村社会变革和恢复农业生产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党联系农村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的农村宣传大军的有力支柱,是党的政策的积极宣传者与忠实执行者,是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的先锋模范。同时,一大批优秀的农村团员进入基层政权体制内或加入党组织,成为党和政府治理乡村的得力助手和坚强的后备军。

1952年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动因、经验和启示

为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疫病横行状况,有效反制美帝国主义细菌战,1952年上海市开展了普遍的爱国卫生运动,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缓解了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困境。其卫生工作开展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以宣传促行动,借助多样化宣传媒介以及发挥榜样模范效应来调动群众的爱国热忱,实现了政治教育与群众动员的有机统一;以组织促发展,通过成立各级爱国卫生委员会统一领导卫生清洁工作以及开展卫生人才培训,有效消灭了各类病菌滋生条件,提高了群众的卫生防疫能力。以史为鉴,当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基层党支部的防疫堡垒作用;应遵循民本逻辑,将促进人民健康置于卫生事业发展的中心环节。

崇高:1949年《人民文学》的“身体”阐释

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形态特质可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1949年,《人民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崇高的形态特征,即作为“身体”塑造一般原则的正面人物“身体”是美丽而年轻的,是崇高产生的基础;“暴力辩证法”破坏个人的“身体”,生成人的崇高感;政治抒情诗中“国家”的“政治身体”被赋予崇高的特质;群众的“身体”在崇高的感召之下呈现的从“翻身”到“翻心”的变化等,皆有着可待发掘的可能意义。

1927—1949年朱德研究述评

1927—1949年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内容涉及朱德的活动、生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等,展现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强,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暴发鼠疫,党和政府采取了设立鼠疫防治机构、追溯鼠疫病源、发动群众抗疫、邀请苏联专家协助、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仅用了不到20天就遏制住鼠疫的蔓延趋势。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的胜利,增进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增强了群众的防疫意识,同时也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对后世的启示是,在应对急性传染病时,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三是要重视国际协作,四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1949-2012年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及其成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仍时有发生。1949-2012年发生较重水灾的年份有1950年、1954年、1956年、1957年、1963年、1974年、1975年、1991年、2003年、2007年,发生较重旱灾的年份有1959-1961年、1966-1967年、1976-1978年、1986-1988年、1991-1992年、1994年、2000-2001年。其间,水旱灾害呈现出水灾频次减弱而旱灾逐渐加剧、多水旱交替或连年发生、造成的损失巨大、与污染灾害叠加等特点。淮河流域水旱灾害的产生及其多样化特点,系由气候变化、黄河夺淮长期影响等自然因素与不合理的水利兴修、农业垦殖活动以及水事纠纷的扩大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49—1957年景德镇陶瓷的设计精神研究

1949至1957年间景德镇陶瓷完成了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并形成了多元化的生产体系。设计队伍迅速成长,以开国纪念瓷和建国瓷为代表的设计作品不仅技艺精湛,更蕴含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审美,展现了陶瓷设计的创新与融合。本文通过研究1949—1957年间景德镇陶瓷的设计精神,总结出“瓷映国辉,博采众长”和“设计为民,实用为美”的设计精神。并发现其在推动陶瓷产业结构转型、促进设计人才队伍建设及设计创新路径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期待能为现代陶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21世纪以来我国1949—1965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探索构建了一套制度体系,以适应中国城市基层管理的需要,最终在不断优化中产生了城市居民委员会。进入21世纪后,关于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研究在学术界取得了显著成就,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文章把国内学界对1949—1965年城市居委会建立的原因、历史分期、第一个居委会所在地、居委会的性质与职能作为主要考察方面。探讨现有研究存在的研究视角偏于宏观、研究局限于特定地区、横向研究不足及缺乏情景分析等问题并提出展望。

1949～1952年“增产节约运动”的阶段性解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逐步形成了勤俭建国、建设节约型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自上而下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全国性的群众性的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增产节约运动',其中在1949～1952年表现得尤为集中突出.考察分析这一时期运动开展的原因、过程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949-1952年北京市失业救助论析

1949-1952年北京市的失业救助是当时中国社会救助的典型例子。从中可以了解那个时期社会救助行政体制和政策措施的得失。通过对北京市失业救助的考察可以看到,1949-1952年中国失业救助行政体制的建构有利于社会救助的综合治理,以工代赈、转业训练等救助措施基本是积极可行的。总体上看,政府在社会救助中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今天的社会救助有重要启示。

1949-1952年湖北省农村选举制度的构建和影响探析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2年土地改革的完成,是新解放区农村基层政权体系构建的时期。作为农村政权建设核心的基层选举制度在这一时期也构建起来,并且在与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政权建设以及人民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中逐渐完备,农村选举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对当时中共有效治理广大新解放区农村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共有效地构建起在农民群体中的政治权威;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民对政治的冷漠心理,极大提高了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它实现了基层干部队伍的优胜劣汰,大大改善了干群关系。

1949—1952年武汉市工商同业公会的整理和改造述论

1949—1951年,为了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武汉市人民政府对旧有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改组;1952年,武汉市以"五反"运动为契机,对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进一步改组改造,并在此基础建立了新的工商联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武汉市工商同业公会的职能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由一个以代表工商业者利益为主要职能的社会团体变成了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助手。1951—1952年武汉市对工商团体的改组改造反映了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同时也是解放初期新政权改造旧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有苔藓采集记录的主要是欧洲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俄国人和日本人成为了采集的主力,这期间中国人仅孔宪武和陈封怀在东北有苔藓采集记录;1949年以后,国人的采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通过对历史文献、标本信息的整理和考证,总结出了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历程,并对其中的主要采集人作了详细介绍。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为东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1949年以前香港苔藓植物采集与研究史

香港苔藓植物的采集与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至1949年百年间先后有英、美、德、法等国至少14人在中国香港采集过苔藓植物,分别是亚历山大(W. T. Alexander)、鲍林父子(J. Bowring&J. C. Bowring)、赖特(C. Wright)、汉斯(H. F. Hance)、维丘拉(M. Wichura)、拉本赫兹特父子(G. L. Rabenhorst&R. C. Rabenhorst)、迪杜兴(D. F. Didrichsen)、福特(C. Ford)、福里(U. J. Faurie)、赫克洛茨(G. A. C. Herklots)、克莱门斯(M. S. Clemens)、莱贝格(J. B. Leiberg)等。通过文献记录及馆藏标本整理,采自香港地区的藓类植物有108种、苔类植物有2种,修订后藓类植物27科47属77种、苔类植物2科2属1种,标本大多收藏于国外各大博物馆、植物园和大学标本馆中。中国人在香港地区采集标本始于20世纪30年代,亚年(A. Nin)、曾怀德(W. T. Tsang)、冯钦(H. Fung)和谭英华(Y. W. Taam)4位中国植物采集者先后在香港地区采集过藓类植物24种,修订后13科14属22种,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PE)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标本馆(UBC)中。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6)宾馆类建筑立面特征研究

宾馆类建筑在现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展现出对城市发展的适应性转变。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年—1976年)国内诞生的一批新式多层宾馆类建筑调研,从宾馆立面构图,细部特征等进行分析,挖掘宾馆类建筑发展脉络及其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同异性,探讨其在指导思想和政策背景的变化过程中所呈现的时代实践特征。为国内宾馆类建筑的保护与价值提升提供理论研究基础,也有助于补充与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建筑文化的研究。

1949年以前中国西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西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1949年以前以外国人采集的标本数量居多。中国人在西北地区的苔藓植物采集始于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采集在1937年北平植物研究所西迁陕西省武功之后。在西北地区采集过苔藓植物的外国人主要是来自俄国、意大利、法国的5位采集者。中国人有秦仁昌、刘慎谔、夏纬瑛、孔宪武、钟补求、傅坤俊、刘继孟等近20位老一辈植物学家。1949年以前采集的苔藓植物标本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分支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整理出1949年以前在西北地区采集过苔藓植物的采集人、采集的时间、地点和新种的文献等信息,为西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1949-1952年武汉市摊贩治理简论

1949年时,武汉市摊贩人数众多、情况复杂,严重影响市场、交通秩序和社会稳定。新的武汉市政府成立后,在恢复本市经济的同时,着手对摊贩进行了治理与整顿。首先,整顿市场,让市场外的摊贩到市场内经营;其次,配合一系列民主政治运动的展开,对摊贩进行登记、发证、税收等工作;此外,政府还动员摊贩参加爱国运动,健全组织机构以加强对摊贩的治理。同时,在治理的过程中,摊贩们也大都遵守政府政策,积极配合政府治理。

1949年至1978年广州的“新村”建设研究

文章以广州“新村”为观察视角,对1949~1978年广州居住区建设的发展脉络与住区对城市发展和居住生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提出该时期广州“新村”与广州的城市建设有密切的联系。1949~1978年广州的“新村”是根据国家发展政策和经济情况,及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以节省造价为目标,因应不同人群的生活习惯和居住需求而设计和建设的,类型和形式丰富。广州的“新村”满足了工人、水上居民、华侨、知识分子等人群的居住需求,促进了广州城郊发展,与之配套的公共设施也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对1949~1978年广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