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1949年以来北京中医药教育演变

1949年后,我国面临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丛生以及西医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局面,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工作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对中医的现实价值予以肯定,并为扶持中医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1949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环境中,北京市中医药教育事业也经历了波折的演变过程,从1949年之初经历艰难生存期,然后迎来短暂的发展期,随后经历十年的坎坷动荡期之后,方才进入了健康、稳步的发展时期,乃至现今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崇高:1949年《人民文学》的“身体”阐释

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形态特质可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1949年,《人民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崇高的形态特征,即作为“身体”塑造一般原则的正面人物“身体”是美丽而年轻的,是崇高产生的基础;“暴力辩证法”破坏个人的“身体”,生成人的崇高感;政治抒情诗中“国家”的“政治身体”被赋予崇高的特质;群众的“身体”在崇高的感召之下呈现的从“翻身”到“翻心”的变化等,皆有着可待发掘的可能意义。

1927—1949年朱德研究述评

1927—1949年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内容涉及朱德的活动、生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等,展现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强,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暴发鼠疫,党和政府采取了设立鼠疫防治机构、追溯鼠疫病源、发动群众抗疫、邀请苏联专家协助、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仅用了不到20天就遏制住鼠疫的蔓延趋势。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的胜利,增进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增强了群众的防疫意识,同时也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对后世的启示是,在应对急性传染病时,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三是要重视国际协作,四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1949-2012年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及其成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仍时有发生。1949-2012年发生较重水灾的年份有1950年、1954年、1956年、1957年、1963年、1974年、1975年、1991年、2003年、2007年,发生较重旱灾的年份有1959-1961年、1966-1967年、1976-1978年、1986-1988年、1991-1992年、1994年、2000-2001年。其间,水旱灾害呈现出水灾频次减弱而旱灾逐渐加剧、多水旱交替或连年发生、造成的损失巨大、与污染灾害叠加等特点。淮河流域水旱灾害的产生及其多样化特点,系由气候变化、黄河夺淮长期影响等自然因素与不合理的水利兴修、农业垦殖活动以及水事纠纷的扩大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煤炭工业技术自立的实现途径探析(1949—1966年)

1949—1966年中国煤炭工业领域实现技术自立主要依赖三个途径,分别是外部技术的引进、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和科研工作者的技术创新。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三类技术自立的方式都在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了各自的独特作用。直接引进、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和技术固然可以快速、有效提升当时国内煤炭工业的技术水平,但由于受制于国家之间外交关系,时常有中断的风险,故不是较为可靠的技术自立渠道。“自下而上”式的群众性技术革命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众的热情和才智,但客观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这样的技术进步基本不可能在尖端的、重大的科研领域取得突破,也很难保证技术革命运动能够持续开展。与外部技术的引进和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相比,充分发挥国内学校、科研机构的作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智慧,开展技术攻关才是煤炭工业实现技术自立的正确途径。

党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经验与启示梳理——1949年至1966年期间

1949～1966年是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艰苦创业期,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该阶段,党确定了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地位,建立健全了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科技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也为当今加快我国科技创新和发展步伐提供了历史借鉴。

1949-1966年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以1949-1966年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量化分析的方法,对搜集到的43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进行分析。该阶段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主要特征:政策文本主体的多权威性与强精英性;政策文本类型的多规章性少稳定性;政策文本制定方式的探索性与渐进性;政策文本主题呈现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纵向呈现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发展演化,为客观评价认识政策问题提供了依据。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是个开放、动态的多元系统,而翻译文学也属于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特征决定了翻译文学在该系统中的位置是"中心"还是"边缘"。同时,赞助人,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也影响着译者对原语作家、作品的选择。运用多元系统理论这种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考察,具有客观性,有助于全面把握这一时期英美文学汉译的典型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同时也为我国研究某一阶段的外国文学翻译提供了新思路,做出了新的尝试。

1949～1966年广州冬防制度及其对城市消防的影响

冬防制度是广州地区一项历史悠久、深具地方色彩的法规制度。它执行的时间范围大体在每年农历春节前后,以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市民安度春节为核心内容。冬季为广州火灾的高发时期,冬防制度除了维护社会治安,火灾消防也是其重要任务。1949～1966年广州冬防制度在预防控制火灾,保障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1966年美英对新中国作家转型现象的解读

1949-1966年,美英学界部分学者探讨、解读了新中国作家身份及其创作所发生的变化,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热衷于分析作家的内在心理与其外在行为的联系,用西方标准评判中国作家的转型行为,以此判断作家与新中国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从文本出发,探讨、言说作家建国前后作品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他们的言说是"冷战思维"和西方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中"爱情"的登场、表演及退场方式,从"爱情的升华:在革命事业中获得意义确证","爱情的移置:走向同志情"和"爱情的缺席:纯粹政治时空的构筑"三个方面来见证电影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是如何在政治性的命题和人性化的书写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有苔藓采集记录的主要是欧洲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俄国人和日本人成为了采集的主力,这期间中国人仅孔宪武和陈封怀在东北有苔藓采集记录;1949年以后,国人的采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通过对历史文献、标本信息的整理和考证,总结出了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历程,并对其中的主要采集人作了详细介绍。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为东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十七年”(1949-1966)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十七年"(1949-1966)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黄金时代,蕴含着丰富的研究课题。本文从翻译史著、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层面,对新时期以来关于"十七年"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研究不足予以分析和剖释。文章从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生产/出版研究、译者文化生态研究、理论融合研究四个方面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空间进行展望。

曲折中的前进:1949—1966年中国人口状况与政策回应

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的节育宣传和60年代上半期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尝试。1957年后,初见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问题,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出现反弹。在此前后,由于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制定出公开的人口控制政策,延搁了人口控制的大好时机,为以后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曲折的过程,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果断地并且更加坚决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表达——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本文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伦理化的表达:将政治上的敌人定义为伦理上的坏人(小人);用伦理的切肤之痛激起个体的“阶级仇恨”;将革命的意义置换为伦理上的抚慰。同时指出,中国电影在伦理化表达上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对今后中国电影创作如何在思想主题的融注、艺术上的探索及观景愉悦的营造上实现完美的结合,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示意义。

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力作——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1949-1966年)研究》

作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丛书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1949-1966年）研究》（张乾元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和创新,

1949年以前香港苔藓植物采集与研究史

香港苔藓植物的采集与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至1949年百年间先后有英、美、德、法等国至少14人在中国香港采集过苔藓植物,分别是亚历山大(W. T. Alexander)、鲍林父子(J. Bowring&J. C. Bowring)、赖特(C. Wright)、汉斯(H. F. Hance)、维丘拉(M. Wichura)、拉本赫兹特父子(G. L. Rabenhorst&R. C. Rabenhorst)、迪杜兴(D. F. Didrichsen)、福特(C. Ford)、福里(U. J. Faurie)、赫克洛茨(G. A. C. Herklots)、克莱门斯(M. S. Clemens)、莱贝格(J. B. Leiberg)等。通过文献记录及馆藏标本整理,采自香港地区的藓类植物有108种、苔类植物有2种,修订后藓类植物27科47属77种、苔类植物2科2属1种,标本大多收藏于国外各大博物馆、植物园和大学标本馆中。中国人在香港地区采集标本始于20世纪30年代,亚年(A. Nin)、曾怀德(W. T. Tsang)、冯钦(H. Fung)和谭英华(Y. W. Taam)4位中国植物采集者先后在香港地区采集过藓类植物24种,修订后13科14属22种,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PE)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标本馆(UBC)中。

1949至1966年我国音乐发展的社会学特征

1949至1966年,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是我国音乐事业逐渐繁荣和丰收的时期。基于音乐社会学视角,1949至1966年我国音乐的创作生产满足了人民多元化的精神需求,音乐生产方式融合了民族化的继承与新时代的创造,创作生产过程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音乐传播过程呈现多样性、政治性特征,传播效果实现了"传必求通",音乐流行表现出范围广、强度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