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以革命大叙事为唯一研究路径与方式的革命史受到＂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两方面的挑战,被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摒弃。这两种叙事方式特别是后者影响下的上海研究也＂告别＂革命大叙事,将社会文化史与革命史割裂开来,进而将1950年代上海研究置于现代化的断裂与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中。新革命史的兴起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方面唤回革命史,并为上海研究增加了新维度。新革命史观照下的1950年代上海研究呈现出多重面相,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与三个逻辑相互碰撞,彼此交汇。＂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然在场＂,既是新叙事下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同一时代的上海历史主题。

社会文化史的检视: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再思考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去检视,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必须克服"碎片化"的倾向,并防止跌入"集权主义论"的误区,在知识与方法的转换上有所作为。在"何谓近世中国新上海"的命题下,催生了一系列关于1950年代上海的新问题。对潜藏于社会基层的大量灰色记忆材料的发掘和重读,或许是探寻1950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的有效路径之一。

概念·样态·方法——“1950年代美术”与视觉文化研究

“1950年代美术”指称“十七年”美术中前10年的美术形态,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两结合”的过渡阶段的产物。“1950年代美术”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49年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1960年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确立“两结合”的标准,则宣告“1950年代美术”告一段落。不同美术家群体在1950年代不断调整创作策略,以适应时代要求,使得“1950年代美术”呈现多元和复杂的样态。从社会整体的视觉状况考察,1950年代的文化转型内驱力和多种视觉媒介的互渗与协同,构成了1950年代的视觉文化形态。以视觉文化研究的方法介入“1950年代美术”研究,可以达到拓展研究视野和提供新问题、新路径的目标。

1950年代上海外商银行的结束与清理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贸口岸、最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自1840年代开始一直是外商银行的汇聚之地。外商银行长期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占据显赫地位,对中国的经济与金融领域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上海解放后,新政府颁布了有关管理外商银行的一系列相关法规,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外商银行在华特权时代一去不返,加上时局的变动,1950年代各家外商银行业务迅速走向衰微,除汇丰、麦加利两家业务寥寥的英商银行外,相继撤离上海。

在机遇与困境之间——1950年代的上海电影女演员

19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从民国上海走来的电影女演员面临着诸多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她们获得了尊重,得到了提升社会地位的良机;另一方面,她们失去了具有明显女性色彩的都市文化空间,从银幕的中心滑向了边缘,对都市文化的影响力急剧缩减。游走在机遇与困境之间,女演员在对国家权力的接受与斡旋中,努力为自己和自己的职业群体争取利益,重塑自身社会形象,发展出一套积极有效的生存策略。

1950年代上海对陕西建设的支援

1950年代,上海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和沪陕两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派出金融、建筑、纺织、电力、机械、高教等行业的数万名干部职工支援陕西建设,为陕西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解决了上海存在的部分失业问题,实现了沪陕两地的双赢。

中央文学研究所与1950年代文学的政治生态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循此思路,建立文学学校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围绕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发展与最后停办,文学界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学纠葛",这些"文学纠葛"是1950年代文学政治生态的生动表现。文研所走向式微及其最后的停办有个人恩怨的因素影响,但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决定这所学校命运的,是时代的语境和政治的需要。

1950-1960年代我国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年,是我国人口政策转变最大、发展最为曲折的时期。由于当时节制人口的效果尚未彰显出来,故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使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成果数量少、研究范围狭窄、资料单一等问题。因此,拓展研究范围,深入挖掘基层档案,搜集口述史料,进行实证性研究,多管齐下,才能全面深入地展示彼时节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多维面貌。

四十年代初期上海的鲁迅研究概述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中国作家团黄药眠、唐弢、柯灵、林焕平、丁景唐、王辛笛、楼栖等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参加“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与香港和海外学者一百余人相聚一堂,共同探讨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本文是丁景唐同志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四十年代上海的鲁迅研究工作》中的第一部分。

1950年代上海地区犁具改革推广运动论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犁具改革运动。上海作为工业城市,承担了犁具生产和推广使用的双重角色,其工业企业投入犁具生产过程,郊县农村推广使用新式农具。在犁具改革运动中,上海坚持党委领导,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运动后期,上海工企转型投入到农业机械化建设之中。

上海史研究四十年

中国人把上海历史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来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形成一个高潮。通志馆同仁的研究把上海史推进到一定的学术水准。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了这项有价值的工作,拟议中的《上海通志》终未成定稿。抗战结束后上海市文献委员会试图继承上海市通志馆的未竟之志,续修《上海通志》,开展上海史研究。他们编辑的《上海文献丛刊》(已印六种)便是努力沿续《上海掌故丛书》的结果。

1950年代中国出兵朝鲜探究(上)

许多研究者怀疑，朝鲜战争的爆发，原本就是一个陷阱。是斯大林故意制造出来，迫使中国人彻底破灭对美国幻想，并造成中美对抗的一着险棋。斯大林自己在1950年8月25日给捷克总统的电报，似乎也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论斯大林是否确有如此计谋，中国出兵朝鲜之举确实导致了中美隔绝20年这样一种历史后果。

阿拉伯国家留学生文化休克现象研究——以上海大学为例

美国人类学家卡勒弗·奥伯格（Kalervo Oberg）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提出文化休克（cultureshock）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文化休克是因为人们突然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交往符号和标志所导致的一种精神焦虑”。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再接再厉，开展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与实践——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技术中心的讲演

我校教育技术中心已经成立三十多年了，它的前身为外语电教馆，后来又称教育技术部，一年前才改称教育技术中心。至于教育技术的工作我校开始得更早，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我是1973年进入教育技术领域工作的，从我校教育技术机构形成规模的发展经历来说，我是个过来人，亲眼目睹了它的发展壮大，尤其是近六年来教育技术中心的进步更为明显，无论在媒体设备的建设，还是人员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体制的完善上，都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阶段(1953～1956)(二)

1953年起,图书馆事业进入"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阶段。在巩固前一阶段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图书流通与借阅,大力开展图书调剂与工作竞赛,通过大量的讲座、报告会、展览会等形式积极宣传图书,加强图书征集与目录索引编制,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苏联图书馆专家的指导也有力促进了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通过贯彻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精神,加快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步伐。召开了全国性的科学研讨会,图书馆学的出版物加快发展,图书馆学研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5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阶段(1953～1956)(一)

1953年起,图书馆事业进入"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阶段。在巩固前一阶段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图书流通与借阅,大力开展图书调剂与工作竞赛,通过大量的讲座、报告会、展览会等形式积极宣传图书,加强图书征集与目录索引编制,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苏联图书馆专家的指导也有力促进了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通过贯彻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精神,加快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步伐。召开了全国性的科学研讨会,图书馆学的出版物加快发展,图书馆学研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