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看战后初期台湾社会矛盾和人民革命斗争——“50年代白色恐怖史”和二二八小说之比较

杨照在《文学、社会与历史想象——战后文学史散论》一文中,曾述及他在阅读近二十年来台湾的两场重要论战——乡土文学论战和王作荣、蒋硕杰的经济论战——的文章时,深感困扰迷惑,因为“单独看哪篇文章,好象都言之成理,可是综合起来。

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1950年代民族问题大讨论再审视

1950年代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民族问题的热潮。当时学习的重点是斯大林关于形成民族的四个要素。斯大林强调依照这四个要素衡量,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不可能出现民族,民族只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范文澜注意到斯大林论断的适用性问题,著文指出中、欧历史情况不同。欧洲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有了民族国家,而古代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体”的王朝国家,“汉民族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并不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才开始形成民族”。围绕汉民族形成时间问题所展开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成规模地研讨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嚆矢。这场大讨论的丰富成果是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

《赵南栋》“沉默叙事”的多重意涵——兼论陈映真对“白色恐怖”的另类书写

本文通过探讨陈映真小说“白色恐怖三部曲”最后一部《赵南栋》中政治受难人的“沉默叙事”,分析陈映真切入“1950年代白色恐怖”这一台湾当代史重要事件的不同视角。“1950年代白色恐怖”在中国台湾“解严”之后被视为岛内“转型正义”话语的论述基点,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以批判“外省威权体制”为主题的“白色恐怖”文学创作,将“1950年代白色恐怖”背后具体的政治社会图景虚化为对“国家暴力”空洞的指认。《赵南栋》的创作时间和1980年代末台湾地区社会“解严”同步,其对“白色恐怖”的另类书写提示了中国台湾存在另一种历史认识的可能,为当下被“转型正义”话语框架束缚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岛内主流阐释,打开新的思考空间。

概念·样态·方法——“1950年代美术”与视觉文化研究

“1950年代美术”指称“十七年”美术中前10年的美术形态,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两结合”的过渡阶段的产物。“1950年代美术”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49年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1960年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确立“两结合”的标准,则宣告“1950年代美术”告一段落。不同美术家群体在1950年代不断调整创作策略,以适应时代要求,使得“1950年代美术”呈现多元和复杂的样态。从社会整体的视觉状况考察,1950年代的文化转型内驱力和多种视觉媒介的互渗与协同,构成了1950年代的视觉文化形态。以视觉文化研究的方法介入“1950年代美术”研究,可以达到拓展研究视野和提供新问题、新路径的目标。

白色恐怖下高度警觉的宋庆龄

新中国成立前夕，变幻无常的残酷现实，使宋庆龄练就了对敌斗争的高度警觉性。关于这一点，原中共特委三科董健吾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担任过5年宋庆龄通讯员的董惠芳有着很深的印象，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对敌斗争的经验。 有一次，宋庆龄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带董惠芳到“大光明”看电影。她俩像以往那样，并排坐在楼上的前排。刚坐定，宋庆龄从提包里取出了那面小圆镜，对着自己前后左右理了一下妆容。这时．小惠芳再也憋不住了，“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白色恐怖中的红色资本家

作为观众,您大概很喜爱看《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亮前后》、《上海屋檐下》、《万家灯火》等一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您也许还记得它们的故事情节和主要演员,但您知道拍摄这些电影的后台老板是谁吗?作为读者,您一定曾被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的文章所感动,甚至能背诵下其中的名言,但您了解方志敏的亲笔文稿当年是转到谁的手上后,特地在银行租了保险箱才被保存下来的吗?您清楚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又是由于谁提供了国民党内部军事情报才取得胜利的吗?……这个无名英雄就是20年代在上海曾被共产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蔡老板"的蔡叔厚,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他一直忍辱负重,出生入死地扮演"老板"、"大资本家"的角色。

红色经典与政治美学——1950年代中国文艺思想研究之三

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现象,构成了中国1950年代文学的主体,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沿革。红色经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时期,1950年代获得发达形态,它的影响至今犹存,特别是随着“重写文学史”与“重读经典”口号的提出及“重读”、“重写”工作的具体展开,对“红色经典”的重新审视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在强调其艺术性的同时,对其政治性维度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心转移,即将红色经典与政治美学联系起来考察,厘清其生成的内在理路与外在机缘,以求对红色经典进行全面而客观的把握。

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

1950年代国家对于农民利益的关注和承诺,导致了农民观念中的国家意识的根本变革。农民不但接受了国家的权威,而且也认同了国家的规划和目标,并对国家的规划和目标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些反应有可能对于国家新规划、新目标的定位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1950年代新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国家与农民"同谋"的结果。

脸谱化的身体——论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身体叙述

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身体形态的脸谱化与政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出现与发展,决不仅仅是影响与规塑当代中国人的身体外观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政治和文化等复杂意识形态内涵的"大"问题。英雄的身体形态具有范式功能,而反面人物的身体形态具有惩戒功能。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身体形态的脸谱化叙述,迎合了受传统俗文化熏陶的普通大众的审美心理需求,在一定阶段帮助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快速整合与确立,同时,对革命英雄强健有力身体形态强调,建构了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身体美学,也激发了人们对崇高、伟大等人类永恒意义的追寻。然而,身体形态的脸谱化叙述其实违背了人的真实性、自然性,当脸谱化与政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

1950年代中国对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

1950年代,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国家的建设与社会的整合需要各阶层的普遍参与。农村也不例外。在动员农村妇女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方面,以下三种因素互相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给妇女参与社会活动赋予“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二、把苏联妇女作为中国妇女的榜样,广泛宣传她们的幸福生活及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三、在农村实行按劳取酬的分配方式。

社会文化史的检视: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再思考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去检视,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必须克服"碎片化"的倾向,并防止跌入"集权主义论"的误区,在知识与方法的转换上有所作为。在"何谓近世中国新上海"的命题下,催生了一系列关于1950年代上海的新问题。对潜藏于社会基层的大量灰色记忆材料的发掘和重读,或许是探寻1950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的有效路径之一。

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以革命大叙事为唯一研究路径与方式的革命史受到＂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两方面的挑战,被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摒弃。这两种叙事方式特别是后者影响下的上海研究也＂告别＂革命大叙事,将社会文化史与革命史割裂开来,进而将1950年代上海研究置于现代化的断裂与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中。新革命史的兴起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方面唤回革命史,并为上海研究增加了新维度。新革命史观照下的1950年代上海研究呈现出多重面相,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与三个逻辑相互碰撞,彼此交汇。＂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然在场＂,既是新叙事下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同一时代的上海历史主题。

1950年代的新法接生与农村妇女生育记忆

20世纪50年代,在以保护妇女和下一代身体健康的名义下,共产党开始大力推广新法接生。然而这一被共产党认为是农村"生育革命"的新法接生,却没有在农村妇女的生育记忆中留下美好的回忆,这是因为一方面繁重的社会化生产劳动与家务劳动以及当时的生活处境使她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生育的事情;另一方面,当地的文化风俗使她们对新法接生的接受有一个过程,这需要共产党和当地政府在经济、文化方面做出努力。当然,1950年代开展的新法接生为以后农村新法接生的普及打下了基础。

尴尬的境遇:1950年代的茅盾

1950年代,茅盾经历了曲折、漫长而痛楚的思想改造历程,遭际了尴尬的人生境遇。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者,茅盾在工作中处于尴尬的境地;二、作为文学评论家,茅盾多次陷入"因文罹祸"的尴尬;三、作为文艺政策的解说者,茅盾往往言不由衷、自相矛盾;四、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茅盾1950年代创作的多次尝试都半途而废。

1950年代上海外商银行的结束与清理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贸口岸、最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自1840年代开始一直是外商银行的汇聚之地。外商银行长期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占据显赫地位,对中国的经济与金融领域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上海解放后,新政府颁布了有关管理外商银行的一系列相关法规,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外商银行在华特权时代一去不返,加上时局的变动,1950年代各家外商银行业务迅速走向衰微,除汇丰、麦加利两家业务寥寥的英商银行外,相继撤离上海。

“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1950年代台湾政治压抑下的诗歌突围

1950年代的台湾诗坛在政治性"战歌"、"颂歌"之外存在着多种文学民间空间,以"蓝星"、"现代"、"创世纪"三大诗社为代表的众多民间诗社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进行了各有个性的探索,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弥补了新诗的某些缺失,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好诗,使1950年代成为中国新诗并非歉收的年代。在这过程中,台湾诗人经历的艺术生命的"脱胎换骨",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提供了战后中国文学政治压抑下"主体性"建构的重要经验,大大丰富了1950年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在机遇与困境之间——1950年代的上海电影女演员

195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从民国上海走来的电影女演员面临着诸多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她们获得了尊重,得到了提升社会地位的良机;另一方面,她们失去了具有明显女性色彩的都市文化空间,从银幕的中心滑向了边缘,对都市文化的影响力急剧缩减。游走在机遇与困境之间,女演员在对国家权力的接受与斡旋中,努力为自己和自己的职业群体争取利益,重塑自身社会形象,发展出一套积极有效的生存策略。

1950年代上海对陕西建设的支援

1950年代,上海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和沪陕两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派出金融、建筑、纺织、电力、机械、高教等行业的数万名干部职工支援陕西建设,为陕西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解决了上海存在的部分失业问题,实现了沪陕两地的双赢。

“在地化”书写的疏漏——大陆版台湾文学史对1950年代台湾女性小说的叙述

大陆版台湾文学史对19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叙述存在不少问题,如:在官方词汇笼统概括下完全忽视或疏漏女性文学;个别作家之"点"多而总体状况之"面"少;较少吸收海外及台湾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多关注怀乡忆旧等牵涉家国意识的题材,而忽略关注台湾日常生活的"在地化"书写。这些问题必将影响学者们对这个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生态的构想与研究。学者们应减少性别偏见,以更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态度来撰写和修缮台湾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