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学术研究60周年访谈录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评60周年。关于这场运动的得失,《毛泽东传》《中国共产党历史》都有详尽地讲述和结论。这场批判运动有它的特殊性,即毛主席亲自在发动和领导,而方式又是支持两个"小人物"向权威挑战,这给了文坛以很大震动。要说两个"小人物"有"新的理念和新方法",就是他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评价文学现象,重视作品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艺术形象的创造,反对对文学作品作烦琐考证和猜谜式的索隐。当前红学研究存在诸多乱象,可能比1954年《红楼梦》批评时期还要糟糕。1954年之于红学研究,对今天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青史凭谁定是非 从学术史角度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运动的重新考察

本文在建国初学术研究面临新转型这一文化语境下,从学术史的角度对1954年的批判俞平伯运动进行考察,指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旨在统一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学术黄金期的俞平伯此时的活跃表现使他成为理想的批判对象,这种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正是为此,运动很快变成针对胡适、胡风等人的政治声讨,其间一些学人的表现耐人寻味。这场运动对建国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1954年《文艺报》被批判事件探析

1954年又贰文艺报》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10月，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将《文艺报》推向了风口浪尖，一场后来被称作“红楼梦研究批判”、本该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主要目标的运动，却首先对《文艺报》发出了严厉的质问。文联、作协多次召开会议，专门成立检查小组检查其问题，《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首开文联、作协一级机构对具体刊物作书面处理决议的先例。此后《文艺报澈迫全面改组整顿。

我与1954年《红楼梦》研究问题大讨论

在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有一封著名的书信和李希凡有关，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已收编在《毛泽东选集》五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选编》第四册中。也就是在这封信中，主席将李希凡称作“小人物”。1954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大讨论，李希凡是当事人之一。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六十年祭

一、首批俞平伯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对学者、作家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批判运动。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场针对个人的大批判运动。

年历

1954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到“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提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任务。

“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

1954年5月初,两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李希凡和蓝翎将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寄给了母校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同年9月,文章在《文史哲》上发表。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又发表了李、蓝合写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这两篇文章因为毛泽东的重视而成为1954年那场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当时的情况,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2011年9月2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质疑"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情是否存在?文章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李希凡、蓝翎二人"究竟给没给《文艺报》写过‘被置之不理’的信"?二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究竟是《文史哲》编辑部的约稿还是作者‘不得已’时的投稿"?对发生在1954年那个春天的事件的来龙去脉提出了疑问。其后,李希凡于2012年4月11日在该报发表了《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一文进行回应。2012年4月18日,王学典再次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拿证据来"———敬答李希凡先生》一文。2012年5月9日,李希凡也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李希凡再驳王学典:拿出1954年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来》,再次反驳了王学典。这一段时间里,这场燃烧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战火"成为诸多"红迷"关注的焦点,为了推动《红楼梦》研究的健康发展,本刊在征得辩论双方的同意后,特转载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这四篇文章。

“《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偶然与必然(下)

“《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爆发，除所述三大偶然性因素外，还有两大必然性因素，而这两大必然性因素，又与开国领袖毛泽东息息相关。笔者在拙著《红学：1954》中曾说：“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表面看来虽然是由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所引发，但实际上毛泽东的矛头指向却是冲着胡适来的。

“《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偶然与必然(上)

建国前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运动连续不断地开展了起来。继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之后，1954年秋天，毛泽东又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孙伟科《回溯揭秘追问意义》一文的反驳

"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论争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或"将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留有一笔"。关于这场论争,孙伟科先生在《回溯揭秘追问意义》一文中对拙文《"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事件真相再探》的若干看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平实而论,此文"回溯"的部分基本上是出于主观的推论,全不凭证据说话,更不用说拿出任何新史料了。因此,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情况的出现,就新搜集到的几则材料,草成此文,以正视听。

诗人的殒落——我所认识的袁水拍

如今，对于年轻一代，袁水拍这个名字已经陌生。大概只有中文系学生在现代文学史课程里会略知这位诗人；或者当人们回顾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时，会留意《质问文艺报》一文的作者就是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或者想起十年浩劫末期他曾任文化部副部长。这种种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过来人，也会渐渐淡化，以至淡忘。

李希凡再驳王学典:拿出1954年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来

王学典的新作叫《拿证据来》，我的驳文也就切题而作了。在《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以下简称“驳《揭秘》”）中，我已经对王学典《“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

新发现的林语堂英译《红楼梦》考述

1954年2月,林语堂在纽约英译完《红楼梦》,译本于1973年11月在香港定稿。2015年7月24日,南开大学博士生宋丹在日本发现了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林语堂英译《红楼梦》原稿。英译本的整理出版尚需时日,诸多疑窦仍待研究。本文首先爬梳提及林译本的相关资料,然后结合佐藤亮一日译本推断林语堂为何要将英译稿在日本出版;接着述论林译本特色,认为林译本体例和林氏创作是相符的,且融入了林语堂晚年的红学研究;最后讨论《〈红楼梦〉赏析》一文,即部分英译原稿,并指出,结合林氏其他作品我们仍可一睹林译本风采。

王维和他的三首绝句

蔡义江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他为社会所知,为读者所喜爱,多半因为他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成绩卓著。其实,按照蔡先生自己的话说,他的老本行是唐宋诗词,从1954年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起,蔡先生就跟随夏承焘教授学诗词,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已经半个多世纪,在唐宋诗词研究方面同样成绩斐然。蔡先生在诗词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辛弃疾年谱》《唐宋诗词探胜》《怀我好音——诗词体裁与鉴赏》《清代文学概论》(日本每日交流社)、《宋词三百首详析》(台湾建宏书局)、《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等。本刊将陆续刊登蔡先生诗词鉴赏方面的文章,以期帮助语文教师充实诗词这一我国古老文学样式的知识。

彻底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人性论”观点——对蒋扣森《红楼梦论稿》的意见

从1954年到1958年，将和森同志写了很多分析《红楼梦》的文章，这些文章收在《红楼梦论稿》一书中。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山东大学学生蓝翎、李希凡写的《评（红楼梦研究〉》。这篇文章批评的是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六天后，也就是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毛泽东说：

批胡适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山东大学学生蓝翎、李希凡写的《评〈红楼梦研究〉》。这篇文章批评的是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学术研究。6天后,也就是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毛泽东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1]紧接着,

施蛰存划“右派”的前因后果

施蛰存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在经历了1954年对恩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之后，他基本上就不再写原创的文章了，认为为了自保和生存，“丢掉文学创作”“对我大有好处”。

胡适以德报怨——以胡适替冯沅君、陆侃如说话为例

1954年，以蓝翎、李希凡写的《评（红楼梦研究）》为切入点，大陆学术界知识分子纷纷开始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批判俞平伯也只是一个引子，背后的真正用意乃是清除胡适思想对大陆知识分子的影响。

“一滴”：曹雪芹妙用南京口语——《石头记》庚辰本中一句南京话论证

《红楼梦》一书的语言．．多数研究者认为用的是北京话。=1920年，佩之在《红楼梦新评》中说：“《红楼梦》所用的文字，是纯粹的北京土话。”1923年，俞平伯在《红楼梦辩》中说：“《红楼梦》用的是当时的纯粹京语。”1954年，俞平伯在《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文中又说：“《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都是北京话”。这些说法一时几成定论，近20多年来，—些研究者开始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除北京话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