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2年中印冲突原因浅析

中印关系在经历了50年代初的友好时期后于1959年起急转直下,边界冲突直线升级,最终引发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本文以安全困境理论为框架,指出中印边境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两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面临安全困境,美苏博弈加剧了双方的误判,最终导致1959-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

1962—2010年连南县日照时数变化特征分析

对连南县1962—2010年日照时数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了其日照时数的年际、季节、月际分布特征以及日照时数<2 h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近49年该县日照时数夏季最多而春季最少,年际变化呈先减后增的趋势,且线性趋势主要来自9月的贡献。

户县近56年气候变化分析

利用户县1959—2014年气象资料,运用SPSS19.0线性回归模块,分析户县近56年平均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无霜期等气候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年平均气温升温趋势明显,其中春、秋、冬3季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夏季气温变化趋势不明显。最冷月1月升温明显,冬季有变暖趋势。最热月气温变化不明显;年降水量无明显变化,其中春季降水减少趋势明显,夏、秋、冬季降水量均无明显变化;日照时数变化趋势不明显。其中春季、夏季日照最为充足,高于季平均值。秋季受华西秋雨影响日照时数减少,与冬季日照时数相当;无霜期延长明显。

试论中印边界冲突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

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试图借此力促印巴和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冲突推动了中国与巴基斯坦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巴关系的迅速发展则使巴基斯坦的立场更加坚决;印度因此进一步靠拢苏联,获得苏联强有力支持的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更加强硬。印巴毫不妥协的态度使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论1962年的党内争论——读《毛泽东传(1949—1976)》的笔记

1962年党内发生了一些意见分歧,包括:在1961年全党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逐步落实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之后国内形势有没有好转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在克服当时农村严重困难中要不要退到包产到户直至退到分田到户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不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由此出现的党内讨论和争论,总体性质属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不同意见的探讨;各方提出的不同意见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于调查材料的不同解读;八届十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基本上是遵循民主集中制产生的。毛泽东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理论思考,逐步纠正了1958到1960年间由他推动在中央形成的错误决策,发表了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能够克服当前困难以推进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意见。作为全党讨论的意见的集中者,毛泽东对于七千人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八届十中全会中正确意见的形成起了正面的作用;同时,也把他对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探索性意见,变成了党的决议。

本案不能中止诉讼

何元平、何元生、何元贵之父何文举，解放前在六块团处自家房后栽种有11株荔枝树。1958年入社为生产队集体管理使用，1959年砍去一株。1962年四周定时，生产队把余下的10株归还并固建给何文举所有。1979年，何文举次子何元生病死，张远德携幼子改嫁在原社。1980年9月30日，何文举与两个儿子何元本、何元贵订立赡养协议，何文举生养死葬全部由两个儿子负担。1981年落实林业两制时，何元平、何元贵将何文举所有的10株荔枝树登记在自己名下，各5株，并由合江县人民政府颁发了林权证。

谱写多彩人生——记中科院院士、物理学专家冼鼎昌先生

冼鼎昌，理论物理学家和同步辐射应用专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5年生，广东省广州人。1956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人中科院原子能所工作。1959-1961年在前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研究核物理。1962年受邀到丹麦尼·玻尔理论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1985年担任中科院高能所同步辐射实验室主任，负责同步辐射装置制造，并开展同步辐射应用研究。2001年领导建造同步辐射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研究平台。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及日本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