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66-1976

从1966年到1976年史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十年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内乱的社会状况和"左"倾错误思想盛行的背景下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社会主义和何以发展社会主义。这期间,党的八大以来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渐被抛弃,党在探索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大倒退,留下了许多值得长久反思的经验教训。

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表达——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本文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伦理化的表达:将政治上的敌人定义为伦理上的坏人(小人);用伦理的切肤之痛激起个体的“阶级仇恨”;将革命的意义置换为伦理上的抚慰。同时指出,中国电影在伦理化表达上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对今后中国电影创作如何在思想主题的融注、艺术上的探索及观景愉悦的营造上实现完美的结合,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示意义。

1966-1976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政策述评

1966-1976年间,我国对个体私营经济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至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 年的12．2％。此外,由于这期间对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的限制政策,扼杀了农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中"爱情"的登场、表演及退场方式,从"爱情的升华:在革命事业中获得意义确证","爱情的移置:走向同志情"和"爱情的缺席:纯粹政治时空的构筑"三个方面来见证电影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是如何在政治性的命题和人性化的书写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秩序构建的失误化——以1966—1976年为例

1966—1976年这一十年"文革"时期,在占主导性"左"倾错误指导下发生了严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域看,"文化大革命"运动本意是预防、遏制党的权力异化现象和行为的滋生,但失误在于选择了不切合当时实际的错误化路径,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彻底预防和遏制权力异化的功效。这些"失误化"集中表现在权力规范有序运行所需的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体系层级构建上。

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的时政罹难:1966—1976年

回顾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而在1966—1976年间,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被迫中辍,文人学者们也在此期间留有难以磨灭的外国文艺图书的禁锢回忆。

1966—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对“左”倾错误的尝试性纠错——从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域的解读

1966—1976年,在占支配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不仅没有获得"大治",反而"离轨失序"。针对这种状况,党内健康力量开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内涵、党的权力运行的规则范式、党的权力运行的形式主体建设以及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纠错,希冀实现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尽管这些纠错还只是一种局部性调整并在实践中受到"左"倾错误反击而遭遇种种挫折,但其所获得的一些成果为改革开放后党的权力运行向规范有序的方向"复归"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革”时期高校科技期刊与其科学史研究

"文革"时期的期刊传播由于时代的特殊性而呈现与前后截然不同的传播范式,而在"文革"时期"如火如荼"的科学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是这个时代的"副产品"。虽然处于政治高压之下,"批林批孔"、批儒尊法是主要目的,但这一时期的科学史研究承上启下,为之后中国第二次科学史研究高潮的出现作了重要铺垫。

翻译批评话语:1966—1976

1966到1976年期间,中国的翻译与翻译批评极度萎缩。但通过翻译的副文本,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当时翻译批评话语的显著形态与特征。批评多以按语与序跋的形式出现,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是翻译批评唯一的标准。翻译生产的机械流程化,译者主体意识的弱化和身份的边缘化,读者群体的封闭化,使翻译与批评成为维护当权者政治合法性的工具。

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 ,是团结少数民族群众 ,调动少数民族群众极性 ,维护国家稳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