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论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

在革命意识形态渐趋消退的1980年代,中国文学终于又恢复了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生态意识渐露端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成的《树王》等知青题材小说对历史进行反思时,就有意无意地透露了生态书写的信息。而徐刚等人的生态报告文学对现实进行了较为自觉而彻底的生态批判。虽说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话语制约了作家们对生态问题的全面呈现,但是那些有边疆体验或农村体验的作家们还是慢慢地写出了对大自然的理想追求,生态意识也初露华彩。

文学编辑与198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以先锋文学潮流的形成为例

在198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文学编辑作为一种独特力量介入文学生产,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则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编辑之于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同路人",新编辑群体引领了从"朦胧诗"到现代派小说、再到"寻根"文学等文学潮流的发展,为此后先锋文学浮出历史地表做了很好的铺垫。在新潮编辑的积极参与和引领下,一方面,借助主流期刊的力量,先锋文学实现了从文坛边缘向中心的转移;另一方面,一批年轻的先锋作家被发现与扶助,迅速闯入文坛,进而推动了先锋文学潮流的形成。文学编辑介入先锋文学生产时,不仅体现出"保姆"一样的热情,超越时代的审美境界和鉴赏力,敢于冲破陈规旧俗的气魄与胆识,而且还与作家、批评家建构起独特的文学共同体,在实现编辑、作家、批评家良性互动的同时,维系并延续了作家与刊物之间长时期的亲缘关系。

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批评话语的本土化建构——以1980年代马原小说批评为中心

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先锋文学批评,经常被笼统定性为:有开拓传统批评视野之功,但普遍借鉴西方现代文论,多是理论的套用,忽略了传统批评方法。作为1980年代批评场域里一个富有症候性的个案,马原小说批评呈现的话语逻辑汇集出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多元、丰富的面貌,展现了其于理论资源选择上的创造性、对话性以及话语建构上的国别特色与时代特征。从小说文本的阅读到批评文本的写作,1980年代的马原小说批评具体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理论资源转化策略与话语建构:一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启用;三是对于西方现代文论的中国式阐释,展示了1980年代批评家们多面的思想创造。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还乡叙事及意义建构

现实生活、时代环境与文学创作有密切的关联,是作家进行叙事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时局处于持续的动荡中,工农群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具有强烈政治觉悟的左翼作家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时代使命,他们借助文学创作表达革命诉求、传递革命理想,在叙事作品中塑造了具有进步思想的阶级群像,透过这些作品能够看到作家为寻找乡村新秩序构建途径所作出的种种探索。以左翼文学的叙事图式为研究核心,分析其多元化的还乡叙事模式及书写意义的建构过程。

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崎岖的启蒙之路——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以启蒙作为自身的标志之一,1980年代,一些作家回到了五四启蒙之路。但是,启蒙之路荒芜已久,重新开拓并非易事;启蒙精神丢失已久,重新获得也非易事。在新时期之初,作家在大众面前往往是忏悔者而不是启蒙者。最先的启蒙者来自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历史逼迫一些人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觉醒者面对苦难和蒙昧走上了启蒙之路,自我反省是1980年代启蒙文学的重要特点。文化批判在1980年代中期形成大潮,它是启蒙文学受挫几十年之后的一次复兴。人们做出了一个选择:回归五四。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历史上启蒙运动的夭折;二是现代化呼唤一场更加广泛的启蒙。1990年代以来,启蒙文学受到种种指控,但只要人类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文学承担启蒙的使命就绝非耻辱。

论“新写实”思潮与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

为什么1980年代后期的文学史会这样发展而没有那样发展?是什么使得我们的文学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在“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这一新时期文学走向当中,“民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这一文学走向当中各种思潮的先后更替是民间的各种可能性之间互相消长制衡的结果,而且,“民间”本身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步强大起来,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日渐明晰。

中国现代作家1980年代文学活动述论

1980年代,一大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重新焕发青春,积极参与文学活动,推动了“问题”作家作品的平反,领导了1980年代的各级文学机构、文学期刊和文学评奖,创作了《随想录》《归来的歌》《杜晚香》《洗礼》《干校六记》等著名作品,重版了重要的个人旧作或作品集,参与了中外作家之间的文学交流,为他们举办的纪念活动也成为1980年代文学的重要事件。这些文学活动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人生晚年的思想意识与艺术追求,构成了新启蒙与现代派之外的另一部1980年代文学史,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略论1980年代文学友人之间的“讨论”

1980年代文学友人之间的“讨论”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具有热烈性、开放性、普遍性等特点,这不仅是空前的,此后也恐难再现。新旧交替、朝气蓬勃的时代背景,思想解放、悠闲开放的社会环境,求知若渴、继往开来的普遍心态,是造就这种特殊现象的主要原因。存在于文学友人之间的这些“讨论”,在文学作者的孵化与成长、文学作品的催生与完善、文学观念的启发与转移、文学思潮的促成与发展、文学之心的养成与潜守、真挚友谊的增进与提升等方面,都发挥重要的激发和助推作用,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文学》英文版对中国形象的传播--以1980年代为例

《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于1951年，先后由外文局、中国作协等机构主办，2000年停刊，历时50年，即便是“文革”时期也不曾中断，是中国官方唯一的一本持续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学的杂志。《中国文学》英文版跨越了中国当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办刊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中国》杂志·丁玲·1980年代文学——兼论《中国》杂志的期刊史意义

《中国》杂志是丁玲在1985年发起创刊的文学刊物,虽然只短暂地存在了两年时间,但成功地推出了一批当代著名作家,为当代文学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其停刊是1980年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时在社会上尤其是文艺界里激起了巨大的抗议声浪。《中国》以革新的独特方式参与了新时期文学史的书写,为新时期多元化文学格局的生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不少办刊理念与实践经验都开了后来期刊改革的先河,于今仍有借鉴意义。

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中被遮蔽的人物形象——从“娼妓”与“娼妓制度”的辨正谈起

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娼妓制度”被混同于“娼妓”,造成了当下文学研究界对“娼妓”形象正当性的质疑。作家在创作娼妓题材小说,或有娼妓在其中的小说时,经常纠结于人物构象与政治话语之间,失据于微妙的迎合与迟疑的倒转关系,无法聚焦“娼妓”形象内在性的塑造。由此,有必要辨正“娼妓”和“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重塑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娼妓形象”,以独特的角度让文学回归“一般人学”。

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内化”--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理论为考察对象

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内化为其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看,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内化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80年代初期,以叙事学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被看作小说叙事技巧,这是革新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需要;1980年代中期,以语言本体理论、符号诗学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从小说文体理论建设层面推动了小说理论的发展;进入1990年代,叙事学在中国发生文化转向,深入民族叙事文化的深层,成为建构小说理论的重要一翼。1980年代以来,不是被动接受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而是以中国小说理论建设为根本目的,这是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内化的基本准则。

1980—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举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时空意识与1980年代中国小说的形态变化

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经历了深刻的形态变化,呈现出与既往小说迥乎不同的面貌,这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变化有关外,还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时空观特别是空间意识的改变。从伤痕、反思文学中人对外部空间怀有的亲和感、同一感,到先锋文学中主人公对外部空间的疏离感和陌生感的变化,可以看出作家通过对个人独有心理空间的营造来进行自我建构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营造这种个人独有的私密心理空间来确证自己的存在感。空间意识的变化对此一时期文学的深刻影响突出表现为文学从纵向时间之轴上的前后对照到横向并置的普遍性空间的转换以及世界性、人类性、个人性主题在文学中的重新复活。先锋小说中时间意识的变化则突出表现为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同一性的历史时间被个人化、感觉化、瞬间化的多重内在体验时间所解构、替代的趋势。

冷媒介与精英文学--1980年代文学生产的媒介因素考察

1980年代文学因典型的精英文化特质在当代文学史中地位显著。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场域,期刊是重要的文学载体。作为冷媒介的文学期刊,其信息清晰度低,参与度高,对精英文学有不容忽视的形塑作用。文学期刊能动地参与、推动、制造了精英文学的盛宴,塑造了1980年代的文化风格和气质。探讨1980年代文学生产的媒介因素,进而反思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对应对媒介化时代的文学境遇不无参照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文学中的“美国形象”

20世纪80年代大陆留美学生笔下的美国,是一代青年带着历史阴影的"负重"心理与试图寻找新的梦想的"超越"心境下的创作,总体上表现出"梦幻之城"和"彼岸世界"的特点。梦幻的理想化特征和彼岸的脱离实际的性质,在反映出美国社会面貌的同时,也折射了特定时期中国人的美国观。其中的欣喜与误会,是改革开放之初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人在认识西方发达国家时的一种富有时代感的社会心态的反映。

从误读到正解:1980年代电影“文学性”论争的再考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掀起"电影与戏剧"和"电影与文学"的大讨论,告别"戏剧"与"文学"回归"电影"本体,为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影像美学"探索铺平道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电影的"戏剧性"和"文学性"问题再次成为羁绊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一历史的吊诡促使本文重返1980年代,以中国电影界爆发的持续数年的"文学性"论争为核心,审视新时期初期中国电影观念扬弃、转换背后潜在的历史和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