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批评话语的本土化建构——以1980年代马原小说批评为中心

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先锋文学批评,经常被笼统定性为:有开拓传统批评视野之功,但普遍借鉴西方现代文论,多是理论的套用,忽略了传统批评方法。作为1980年代批评场域里一个富有症候性的个案,马原小说批评呈现的话语逻辑汇集出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多元、丰富的面貌,展现了其于理论资源选择上的创造性、对话性以及话语建构上的国别特色与时代特征。从小说文本的阅读到批评文本的写作,1980年代的马原小说批评具体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理论资源转化策略与话语建构:一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启用;三是对于西方现代文论的中国式阐释,展示了1980年代批评家们多面的思想创造。

个人观转型对1980年代初期小说的影响

"文革"结束后个人观念的转型深刻影响了1980年代初期小说的思想与艺术。1980年代初期小说中特立独行、个性张扬、具有怀疑和反叛精神的个性人物形象的大量涌现受惠于个人观念的转型,1980年代初期小说艺术技巧的革新与实验也与个人观念的转型具有密切关联。

时空意识与1980年代中国小说的形态变化

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经历了深刻的形态变化,呈现出与既往小说迥乎不同的面貌,这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变化有关外,还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时空观特别是空间意识的改变。从伤痕、反思文学中人对外部空间怀有的亲和感、同一感,到先锋文学中主人公对外部空间的疏离感和陌生感的变化,可以看出作家通过对个人独有心理空间的营造来进行自我建构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营造这种个人独有的私密心理空间来确证自己的存在感。空间意识的变化对此一时期文学的深刻影响突出表现为文学从纵向时间之轴上的前后对照到横向并置的普遍性空间的转换以及世界性、人类性、个人性主题在文学中的重新复活。先锋小说中时间意识的变化则突出表现为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同一性的历史时间被个人化、感觉化、瞬间化的多重内在体验时间所解构、替代的趋势。

从自然流露到自觉追求——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意识表达

通过分析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从注重表现少数民族风情到自觉追求少数民族意识的发展变化,总结19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发展的超越性特征,探讨这种变化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具有独立品格文学类型的独特意义。

重述与反观:论世纪之交以来小说中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

本论文侧重探讨世纪之交以来小说与1980年代小说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的差异,揭示这一叙述嬗变的历史、社会、文化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对世纪之交以来小说中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意义及其缺失作出反思。论文指出,世纪之交以来小说在以下三个方面赋予"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以不同内涵:一是开掘"1980年代知识分子"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二是对"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激情作出反省;三是指认"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世俗性特征。

意识流小说实践:当代作家接受了什么?——1980年代小说“自由联想”论

意识流是最先走进中国新时期文坛的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它主要有心理结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感觉印象等艺术要素。自由联想是曲折地或放射式地对没有直接必然联系的事物的想象。它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跳跃性,强调表现人物意识流动中的各种感受,是一种杂乱的心灵真实。中国新时期作家在运用自由联想时更加理性化,同时呈片断式样式,范围相对固定,内容也相对单薄;1980年代中期以后则更加细致和丰富,已触及人的非理性意识的自然流露。这是一个从较强的主观性变异到客观性演绎的过程,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探索路径相似。1980年代小说正是通过"化"用自由联想等西方意识流表现手法,对人物心理进行有目的的分析和阐释,从而使得意识流小说在中国新时期园地里落地、发芽,以至于开花、结果。

意识流小说实践:当代作家接受了什么?——1980年代小说内心独白艺术论

意识流是最先走进中国新时期文坛的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有心理结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感觉印象等要素。内心独白的价值指向是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意识和潜意识,是传达人们积聚于内心又不能言表的无声语言。中国新时期作家在运用内心独白时,吸纳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各种独白技巧,同时根据中国传统的接受方式使之本土化。因此新时期小说中的内心独白是一种创造性的运用。同时,新时期作家还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将对社会、集体、个体和生命的认识逐渐融入到作品中,体现了对西方文学艺术形式借鉴和接受的自觉。"有意味的形式"可以概括内心独白作为意识流小说技巧步入中国新时期文坛的行进轨迹。

回归的迷途——从王安忆、铁凝看1980年代中后期女性小说

王安忆和铁凝19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小说虽然体现着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由社会意识层面向自我意识层面的深入,却仍存在着诸多内在矛盾。这无形中消解了女性奋力找回的本体自我,使女性回归自我之路变得雾霭重重。这源自女性写作者自身与传统既对抗又顺从的复杂关系,而女性文学也正是在这种动态矛盾中艰难地探索前行。

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家族伦理书写

新中国成立之后明令禁止依仗封建族权族规剥夺个人婚恋在内的身体自主权,对于那些危害个体身心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家族陈规陋习进行了清理,后果严重者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封建族权。然而由于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观念浸淫日久而无法轻易消除,加之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而在广大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198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定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乡人们经济意识的觉醒和个体自主意识的不断提升导致传统家族逐渐分化解体,族规族约所能起到的威慑力大不如从前。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传统家族文化已经彻底消弭殆尽,在广大乡村依然是颇为强大的存在。

革命·理想·人性——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意识形态

文章以文本为切入点,从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理想、爱情与人性三方面阐述了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爱情与革命"回到了上世纪40、50年代的革命爱情故事的叙事模式;"爱情与理想"是"爱情与革命"的另一个版本,按照美好的社会理想来选择爱情;"爱情与人性"借爱情故事表达对历史理性、现代文明、欲望的认同与困惑。爱情不再承载意识形态之后,它的审美魅力也随之消失。

1980年代小说界的“贵州现象”及其地方路径研究

1980年代,中国文艺界曾一度出现充满先锋色彩和震撼效应的"贵州现象",贵州乡土文学裹挟着来自深山旷野的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如雨后春笋般强势崛起。本文将深入考察1980年代小说发展史中"贵州现象"生成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于历史褶皱处梳理其地方性知识的肌理纹路,辨析"贵州现象"生成的历史逻辑与深层机制,从而把握并呈现"贵州现象"生成的文化基因与地方路径。

从文学看战后初期台湾社会矛盾和人民革命斗争——“50年代白色恐怖史”和二二八小说之比较

杨照在《文学、社会与历史想象——战后文学史散论》一文中,曾述及他在阅读近二十年来台湾的两场重要论战——乡土文学论战和王作荣、蒋硕杰的经济论战——的文章时,深感困扰迷惑,因为“单独看哪篇文章,好象都言之成理,可是综合起来。

浅析20世纪30年代初期男性作家的女性观——以小说创作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爱世界都处于一种悲观低调的态势之中,即生存上是“无位置”的,情爱上是“残缺”的.一批敏锐正直的男性作家认识到了上述现实,并以小说的方式反映了这一问题.

披沙拣金,彰显多样化风采——1980年代《小说选刊》概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在经历"文革"的暗淡之后重新走向兴盛。在这一时期,文学繁荣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学期刊的大量涌现,《小说选刊》便是当时众多文学期刊中的"佼佼者"。它以优秀的品质、极高的权威性赢得了作家和读者们的青睐,并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发展潮流的重要导向,为促进这一时期小说的多样化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内化”--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理论为考察对象

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内化为其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看,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内化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80年代初期,以叙事学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被看作小说叙事技巧,这是革新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需要;1980年代中期,以语言本体理论、符号诗学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从小说文体理论建设层面推动了小说理论的发展;进入1990年代,叙事学在中国发生文化转向,深入民族叙事文化的深层,成为建构小说理论的重要一翼。1980年代以来,不是被动接受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而是以中国小说理论建设为根本目的,这是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内化的基本准则。

流行电影及1980年代初期的新电影文化——以《神秘的大佛》为例

《神秘的大佛》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拍摄的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这部集传奇、惊悚片、武打片和恐怖片于一体的商业片,尽管当时受到许多评论家的谴责,但仍得以迅速制作和发行,为国内观众所喜爱,创造了惊人的票房收益。以前对《神秘的大佛》的研究大都着重于它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武打片的历史地位,而文章则认为:《神秘的大佛》的意义更在于体现了当时电影系统的运行机制,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电影何以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文化领域逐渐丧失影响力提供了线索。政治特权的隐退,电影评论家和制片厂之间的博弈,市场机制的缺乏等等,都是导致流行/大众电影的发展在当时受到遏制(但并未被禁止)、精英电影影响力日隆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文章通过《神秘的大佛》这个案例,重新审视了中国商业电影在1980年代初的特别处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当时大陆流行文化的发生状况。

文化语境与通俗文艺意义结构的嬗变——90年代初期通俗文艺评估

文化市场的形成和通俗文艺的兴起,构成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就一般意义而言,把文艺走向商品化视为灾难,认为文化市场只能产生毫无个性、粗劣低下的产品多少是过于简单化的断言。 商品化艺术所面对的文艺消费大众始终是一个异质的,多层次和多元价值指向的混合体。

1980年代的曹禺与巴金

【“与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 奇怪，1980年代见曹禺先生的次数很多，却没有任何个人交往，甚至连一次访谈也没做过。当年的笔记本上，我记录下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可是，曹禺先生除了出现过大名之外，连片言只语都没在我的记录里留下。

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审丑”演变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丑学'理论的引入,中国作家们掀起了审丑文学创作的热潮。90年代以来,作家们则把目光投向了历史、社会、现实、文化、人性等更为深广的空间,小说创作呈现出繁芜、庞杂的局面。从演进轨迹来说,当代小说中的审丑出现了从90年代的'窄化'到新世纪的'泛化'的转变。从表现形态来看,90年代以来小说审丑溢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审丑范畴,而是出现了'泛审美''审恶',乃至走向极端的'嗜丑'形态。考察80年代以来的小说审丑新变,不仅能够为感性学的现代发展拓宽研究路径,而且还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动向。

“寻根小说”中的“根”隐喻与侠文化

传统侠文化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寻根小说"的部分文本中、侠的精神气质积淀在部分"寻根小说"作家的精神气度中。20世纪80年代部分"寻根小说"在小说叙事模式与人物模式上与侠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创作主体在集体无意识中对侠文化的体认和传承。这在"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如《棋王》和《神鞭》中,分别表现为主人公所具备的"侠"精神及叙事上所采用的武侠模式,以及"寻根小说"的"根"与"侠"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