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与机遇:1980年代我国引进国外装配式技术的动因与影响

在建筑工业化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先进技术的引入以及本土化适应性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1980年代,我国曾经出现过一个引进国外装配式技术的重要时期,如何去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有助于当下对装配式先进技术和本土化范式的研究与实践。本文回顾、梳理和论述这一历史阶段中我国引入国外装配式技术的基本条件、动因、历史定位、与之后的发展,解读这一时期的技术引入与我国社会生产力背景的相互碰撞、产业政策以及之后的转变、设计与施工技术的矛盾与影响等,以期更好的展现我国装配式建筑的探索历史、以及对当下建筑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略论1980年代文学友人之间的“讨论”

1980年代文学友人之间的“讨论”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具有热烈性、开放性、普遍性等特点,这不仅是空前的,此后也恐难再现。新旧交替、朝气蓬勃的时代背景,思想解放、悠闲开放的社会环境,求知若渴、继往开来的普遍心态,是造就这种特殊现象的主要原因。存在于文学友人之间的这些“讨论”,在文学作者的孵化与成长、文学作品的催生与完善、文学观念的启发与转移、文学思潮的促成与发展、文学之心的养成与潜守、真挚友谊的增进与提升等方面,都发挥重要的激发和助推作用,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海子诗歌与1980年代中国的文化意识

作为1980年代文化之子,海子的写作也探测着1980年代文化的范围、极限和边陲。海子诗学与1980年代文化之间形成了共振。海子将陈维纲翻译的荷尔德林诗句“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改为了“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并使之在汉语中广为流传。海子和刘小枫分享了同一种“比较诗学”、比较文化的思考,这是“文化热”的表现,也是1980年代中后期普遍的思想氛围;海子作为诗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式“诗化哲学”的思想建构。与刘小枫类似,海子在“拯救与逍遥”之间作出了自己的文化决断。海子最终完成了从“诗化哲学”到“哲学化的诗”的转变,他的诗学同样“是对真实的意义的价值现象学追问”,并且与1980年代的“比较文化”互为表里。其诗歌理想来源于1980年代的文化理想,也因而容纳了1980年代文化意识最深层的矛盾。

历史叙述与言说中的1980年代女性诗歌及其反思

因主体性创作实践于1980年代发生的中国“女性诗歌”,历经民间(内部印行)刊物及稍后的公开出版物尤其是诗歌选本的筛选、发表、传播和甄别,再经过21世纪前后出现的一波文学(诗歌)研究和史著叙述,完成了一个完整地被“经典化”和“历史化”的早期进程。这类具有相对“现场性”的归纳、总结或概述建构的女性诗歌发生期的历史知识系统和历史形态,逐步在批评界和研究界沉积为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不言自明”的历史认知结构,更给其后的研究造成相对于“本事”而言的错谬性困扰——甚至有研究者以这种认知指导进一步追述其发生期及其文学与理论话语空间的研究工作。因此,以那些初步形成的经典化、历史化成果为基础和先验性结论生成了一系列被误解的甚至具“本质化”症候、因果逻辑倒置的论证与叙事。

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批评话语的本土化建构——以1980年代马原小说批评为中心

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先锋文学批评,经常被笼统定性为:有开拓传统批评视野之功,但普遍借鉴西方现代文论,多是理论的套用,忽略了传统批评方法。作为1980年代批评场域里一个富有症候性的个案,马原小说批评呈现的话语逻辑汇集出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多元、丰富的面貌,展现了其于理论资源选择上的创造性、对话性以及话语建构上的国别特色与时代特征。从小说文本的阅读到批评文本的写作,1980年代的马原小说批评具体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理论资源转化策略与话语建构:一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启用;三是对于西方现代文论的中国式阐释,展示了1980年代批评家们多面的思想创造。

荒原归客的政治情思——论1980年代昌耀诗歌创作特点

1980年代对于昌耀来说不仅是其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其诗歌的成熟期。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为这位归来诗人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政治烙印,在感叹命运悲痛的同时,其潜藏在文字底下的政治情思也愈加浓烈,并演化为此一时期其诗歌的创作特点。诗歌对痛苦经历的咀嚼、回味,以及由抒发个体精神苦闷延伸到悲悯人类凄苦宿命的过程,表现出诗人由己及人的生命意识和心忧天下的人文关怀;诗歌对主人公为实现心目中的社会理想而与屈辱苦难命运作斗争的骁勇气概的表现,体现了诗人与使命感、责任感相关的政治道义担当;从这一时期诗人旧作初发表和旧作再创作之改写、重写情况,可以窥视诗人如何处理自我精神需求和实现政治理想之关系。

论1980年代农村题材话剧叙事的三重维度

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成绩斐然,《桑树坪纪事》和《狗儿爷涅槃》成为戏剧史上经典之作。通过对这十年的农村题材话剧叙事模式探究,笔者发现剧作家往往通过政治、人性和文化的三重维度审视农村历史和农民主体人格。社会转型的诸种现象通过农村这一载体,承载了知识分子对时代、人性、民族文化的深沉思索。仔细梳理这一时期剧作家们的创作心态、创作方式和创作成果或许能为当下的话剧创作带来新的启迪和方向。

1980年代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研究回顾与前瞻

从经济区划、区域差异、发展模式、产业结构、战略组织、外商投资、区域文化等10个方面对1980年代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瞻望21世纪前期区域经济发展与研究的前沿:国际制造业基地建设、经济一体化研究、统筹区域发展与区域性机构建设、新产业区、区域空间秩序、区域环境创新、区域经济新格局、江苏与中西部经济的联动发展等。

时空意识与1980年代中国小说的形态变化

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经历了深刻的形态变化,呈现出与既往小说迥乎不同的面貌,这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变化有关外,还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时空观特别是空间意识的改变。从伤痕、反思文学中人对外部空间怀有的亲和感、同一感,到先锋文学中主人公对外部空间的疏离感和陌生感的变化,可以看出作家通过对个人独有心理空间的营造来进行自我建构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营造这种个人独有的私密心理空间来确证自己的存在感。空间意识的变化对此一时期文学的深刻影响突出表现为文学从纵向时间之轴上的前后对照到横向并置的普遍性空间的转换以及世界性、人类性、个人性主题在文学中的重新复活。先锋小说中时间意识的变化则突出表现为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同一性的历史时间被个人化、感觉化、瞬间化的多重内在体验时间所解构、替代的趋势。

“为了忘却的记忆”——从城市的视角看1980年代中国建筑的改造

在新一轮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大量1980年代建造的普通民用建筑成为改造的对象和面临着拆除的危机。这类建筑建成时间不足30年,在建筑学上的成就并不显赫,但充分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个伟大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文章以"回望1980年代"为起点,从城市的视角结合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改造实例剖析,希望未来的改造实践能保留人们对这一年代的记忆,并在城市中彼此孤立的单体之间建立起时空联系。

冷媒介与精英文学--1980年代文学生产的媒介因素考察

1980年代文学因典型的精英文化特质在当代文学史中地位显著。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场域,期刊是重要的文学载体。作为冷媒介的文学期刊,其信息清晰度低,参与度高,对精英文学有不容忽视的形塑作用。文学期刊能动地参与、推动、制造了精英文学的盛宴,塑造了1980年代的文化风格和气质。探讨1980年代文学生产的媒介因素,进而反思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对应对媒介化时代的文学境遇不无参照意义。

从误读到正解:1980年代电影“文学性”论争的再考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掀起"电影与戏剧"和"电影与文学"的大讨论,告别"戏剧"与"文学"回归"电影"本体,为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影像美学"探索铺平道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电影的"戏剧性"和"文学性"问题再次成为羁绊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一历史的吊诡促使本文重返1980年代,以中国电影界爆发的持续数年的"文学性"论争为核心,审视新时期初期中国电影观念扬弃、转换背后潜在的历史和文化逻辑。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鲁迅与1980年代思潮论纲

鲁迅研究奠定于中国革命时期,在1980年代形成了之后的第二次高潮。1980年代王富仁研究模式取代陈涌模式意味着中国启蒙主义在鲁迅研究界终结了革命文化对鲁迅的权威解释。启蒙主义使用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概念来描述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回避了鲁迅与中国社会进程的诸多研究课题。1980年代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主要通过《野草》等文本呈现了鲁迅的心灵世界。对鲁迅的"中间物"思想的阐释构成了1980年代鲁迅研究历史的重要环节:鲁迅研究框架由启蒙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提出了启蒙主义无法包容的价值命题,汪晖、王晓明等研究者通过对鲁迅的阐释揭示了1980年代的认同危机,但现代主义的提问方式无法与鲁迅研究历史形成有力的对话,也无法结合中国社会变动与发展来讨论鲁迅的思想,最终现代主义以对鲁迅的否定和对价值问题的简单解决终结了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

论1980年代文学的“传统性”——以大庆石油文学为例

对于1980年代文学特质的概括不应当仅仅从其"断裂"的方面出发,保持文学政治性选择的传统文学现象在当时依然存在并具有重要意义。以大庆石油文学为例,其主流文本的思想特征是对本土思想意识形态——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做文学化的书写。原因在于大庆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彰显政治性的文学在当时表现出进步的意义与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的政治性选择具有其不可辨驳的合理性,作品为读者提供的,正是他们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彰显文学的政治性既有其存在的意义,也将成为今后文学繁荣发展的方向之一。

1980年代“男子汉”文学及其话语的文化分析

从男性气概、男性主体的角度论述198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面向,能够看出"男子汉"文学及其话语如何表征了现代性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通过发掘文学文本中的社会文化要素的文化分析方法以及文学文本与其他社会文本、场域的互证分析,能够发现它们的表征机制以及时代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的支撑和运作。

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起源、分期和时段——以1980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成果为中心

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观念史和学科史研究涉及三个问题:批评史研究中的"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起源、分期和时段"、"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批评家论"、"当代文学批评史中批评实践的资源借鉴"。这个系列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对现有的当代批评史研究成果(特别是80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史成果)的梳理,来归纳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常见的基本问题和主要方法;二是,将这些常见的问题和方法重新问题化,尝试着为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特别是80年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第一个问题尤其关键。同其他类别的历史一样,批评史的梳理是通过叙述完成的。因此,批评史的时段选择和时期划分,会因为历史叙述的视角、方法、资源的不同而有所调整。

1980年代中国电影奖评选与民众电影生活构建

电影奖的评选是1980年代中国电影生产中的重要事件。通过鲜活的电影史实,从电影生产机制角度出发再现该时段的评奖活动,可以还原电影评奖对民众电影生活的介入。以制约电影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观众电影生活的重建——为关切对象,可以在更为宽广的学科基础上呈现电影与民众文化生活的关系,破除圈定于导演与作品的传统史学理路,从而在现实性与历时性之间、在美学性与社会性之间拓展电影史学的增长空间,发掘历史问题中的现实之美。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本雅明、阿多诺在1980年代

在1980年代的本雅明借道马克思主义的伊格尔顿出现于本土学界话语场,而阿多诺则相对处于沉默之中,其复杂意味不同程度指向马克思主义语境的建构性。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可以视为本土文化研究的病理学,它既非当下所谓文化理论西马化的事实证明,也非文化研究脱离实践、自我去势的理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