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20年植物生长调节剂用量分析

植物生长调节剂作为一种外源激素,在植物整个生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农林业。为满足现代农药的发展需求,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未来农林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植物生长调节剂总量、各国使用量及其在整个农药市场中所占份额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从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用量、在农药中的占比及其变化趋势等不同角度分析了1990-2020年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情况,并提出了相关展望,以期为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提供参考。

1990—2022年江苏省水土流失动态变化分析

江苏省位于我国东部长三角地区,跨江滨海,湖泊众多,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2018年开始,江苏省在省级水土保持监测区开展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为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以1990年、2002年全国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数据、《江苏省水土保持公报(2018)》和2019—2022年江苏省水土保持监测年报为基础,分析江苏省水土流失动态变化特征。1990—2022年,江苏省水土流失以轻度为主,水土流失面积由9161.91 km^(2)下降至2165.15 km2,减幅达76.37%,其中中度及以上侵蚀面积由2550.62 km^(2)下降至183.21 km2,减幅达92.82%,实现了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双下降”。江苏省从完善政策机制、强化工作考核、推进工程建设、严抓监督管理、夯实监测基础等方面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持续发挥功效,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从“进城”到“返乡”——贾平凹与1990年代

自“新时期”开启“乡下人进城”书写以来,在1990年代贾平凹转向了“城里人返乡”书写,从而分化出“90年代的贾平凹”与“贾平凹的90年代”两个命题。前者涉及1980年代启蒙主义的激情消退之后,时代的转轨给作家的写作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后者则意味着贾平凹1990年代在创作上的自觉调整,以及这一调整导致其创作面貌上的系列变化。因此,贾平凹乡土书写上的转换,其实是一个“新时期文学”如何进入“90年代”的问题。

迟子建1990年代小说创作与大众文化多样性

迟子建1990年代的小说写作在稳健真诚的风格中发生,与“众声喧哗”的思想争鸣、大众文化多样形态的生成语境间存在张力关系。迟子建的北国追忆接洽1990年代的怀旧情绪;《诗经》式抒情传统的“相与之情”契合“标准公民”的情感再造;伪满洲国历史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延续“地方中国”主体性的生成。将“迟子建”作为进入1990年代的方法路径,考察1990年代作家写作发生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规律间的历史关系,在“过程/事件”的轨道上实现二者的双向研究。迟子建1990年代的写作并非疏离大众文化的多样性,而是在发生之初就选择了蕴含“众声”的文学道路。

1990—2020年铁岭县地表覆盖时空变化特征

地表覆盖变化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热点问题之一。本研究以Landsat系列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提取铁岭县1990—2020年地表覆盖变化图斑,构建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对铁岭县地表覆盖变化情况进行时空分析,识别土地利用变化热点区域。结果表明,1990—2020年铁岭县地表覆盖面积呈现“四增两减”特征,其中增加和减少面积最大的地表覆盖类型分别是建设用地(增加85.27 km^(2))和林地(减少91.14 km^(2)),其他几种地表覆盖类型动态变化不明显。说明1990—2020年研究区域地表覆盖类型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较为明显。本研究结果对于揭示地表覆盖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1990—2020年贵州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动态变化

为研究自然保护地生态要素景观格局动态变化规律,以贵州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选取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20年4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运用景观格局面积动态分析、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分析了1990—2020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90—2020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和耕地为主,林地、水域及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耕地、草地面积减少;30年来,有9.3 km^(2)土地发生转移,其中耕地净减少4.23 km^(2),林地净增加4.20 km^(2)。在景观水平上,研究区景观总体上破碎度减小,景观异质性减弱,景观结构趋向简单,景观团聚程度增加。在类型景观格局水平上,研究区以林地为优势景观,林地、耕地及草地斑块破碎程度降低,水域及建设用地变化不明显。总的来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但景观格局趋向单一。

1990-2021年环塔里木盆地植被覆盖度(FVC)时空数据集

塔里木盆地是生态极端脆弱区,更是人为扰动剧烈区,荒漠化问题尤为突出。植被覆盖度能够很好地反映地表植被的繁茂程度,是荒漠化监测的一个重要指标。开展区域植被覆盖度监测是掌握荒漠化动态变化,全面分析荒漠化成因等方面研究的基础。研究基于GEE遥感云平台,以1990–2021年LANDSAT卫星植被生长季(4–10月)影像为数据源,获取了环塔里木盆地1990–2021年间7期植被覆盖度数据集。研究通过采用0.5%置信度截取NDVI的上下阈值,获得纯植被覆盖像元和纯土壤覆盖像元的NDVI值,来消除年际间气候差异对植被覆盖度计算的影响,保证各年度植被覆盖度计算的一致性。数据集使用109块无人机正射样地,经过预处理及植被指数法加大津算法得到的FVC值作为验证样本。数据集精度为R^(2)=0.79、线性表达式为y=0.8126x-0.0267。本数据集可为荒漠化变化、驱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重审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精神症候——兼论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问题

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商业文化潮流的抵抗姿态,但它在概念内涵、批评指向和讨论方法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这局限了讨论的深度,影响其获得充分的社会效果。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刚刚过去的历史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戕害有直接关系,更深层的内在原因则是知识分子匮乏深厚的精神文化资源。事实上,文化资源匮乏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它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高度。如何以开放而多元的姿态对待优秀文化传统,深化自己的思想文化内涵,是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很重要的课题,也是创作出真正创造性思想和作品的前提。

1990年代:从城市书写到城市文学——以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为例

199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收获是城市文学的真正诞生。不同于以往以城市为背景式存在的写作,也不同于老舍、废名等人将北京视作精神原乡,从王朔开始的北京书写,逐渐展开了对这座兼具皇权历史、封建意识、政治中心、经济交往多重功能的城市的反思。1990年代以来,年轻作者如邱华栋、徐坤、徐则臣笔下的北京,开始正面表征出城市的现代性。尤其是邱华栋笔下的“闯入者”,他们在新的城市“舞台”上开拓出了非凡的意义。在传统的人与城市博弈的主题之外,又额外凸显出新兴的社交原则、信用关系和理性逻辑。最具有突破性的是,城市在其笔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德评价,而成为流动的生命体。

在争论、自省与对话之间——1990年代鲁迅研究的几个侧面

1990年代的鲁迅研究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新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促使学界在反省自身的过程里,也回应着各种挑战。研究者一方面澄清了一些史实,辨析了重要概念,一方面回到鲁迅文本之中,在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一些著述在哲学层面与文化研究层面显示了过去未有过的深度。这是一个学术转型与思想交锋的时期,研究队伍得以不断扩大,其中知识人的杂文写作,也呼应了学界的思想,在另一层面活化了鲁迅的传统。

知识转型、理论生产与学院内外:重审199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三重张力

1990年代的文学研究者面对着全新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挑战,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知识结构与理论体系,探索出彼此之间充满张力的研究路径。具体来说,由人文而社科的知识转向及其限度、在全球化体系中阐释中国的理论难度以及穿行于学院内外的知识与思想之争,可被视作重审1990年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三重角度。时隔三十余年的回顾与反思,既是为了理解今日文学研究状况的其所来路,更要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过程中,激发出有助于未来发展的有益启示。

“断裂”与“延迟”的对话——重审1990年代学术化进程中的“国民性”讨论

在发表于1993年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中,作者刘禾提供了一种和1980年代截然不同的“国民性”讨论方式。不过,1990年代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中国学界尚未对此引起充分注意,直到2000年“《收获》事件”后,围绕刘禾“国民性”讨论的批评、回应才大规模展开。本文试图论述的是,无论是刘禾讨论与1980年代的“断裂”,还是鲁迅研究和中国学界对刘禾回应的“延迟”,都共同处在一个自1980年代发轫、1990年代成型并最终在新世纪趋于稳固的学术化进程之中。

“思想鲁迅”命题对1990年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1980年代,伴随着文化复苏,各种文学思潮涌动喷发,各种文学观念融汇碰撞,激活了对一系列文学命题的重新思考。其中,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以“思想鲁迅”的视角,把鲁迅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到了1990年代,王富仁“思想鲁迅”以坚守五四价值、思想启蒙立场的精神力量,持续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思想鲁迅”对人性、人的生命价值、中国的命运等深层次问题的剖析,对1990年代现代文学“回到作家”的研究观念、深入精神史和切近文本的研究趋向产生了重要的启发和深刻的影响。

“历史”的面孔与限度——1990年代诗歌想象力的再思考

1990年代诗歌的想象力问题充满复杂性与多义性,对这一问题的重提不仅能够再度思考此时期诗歌所写作的“历史”这一特殊对象,而且还能为从想象力角度观察诗歌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照。1990年代诗歌虽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建构了“历史化”想象与“日常镜像式”想象这两种方式,描摹出历史的两副面孔,但由于社会时代的复杂与多变,加之诗人们精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对抗意识,其对历史的想象自然无法摆脱局限。这种局限表明诗人不能将历史视为空洞的面具,而应发掘历史中所存在过的鲜活面孔。

与时代同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0年代的学科演进与学术经验

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向得到高度评价,但学科史上的“1990年代”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时期奠立的诸多范式成为了日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主流。在1990年代出现的五大“新论题”与“新论域”——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文化史中重新定位“现代文学”;文学史编纂持续升温与“大文学史”演为主要书写模式;都市文学研究与市民文学研究异彩纷呈;地域文学研究乘势而上;“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与生力军被提出——都影响至今。而对于学科本身的关注也在此时达到了高度自觉的程度,1994年召开的“西安年会”就是其中的标志事件,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此后对于学科的认识与理解。

《中国诗选》与1990年代诗歌的想象维度

闵正道主编的《中国诗选》刊载了1990年代前期的诗歌作品与诗论文章,为90年代诗歌身份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观察90年代诗歌的想象维度创造了可能。《中国诗选》刊载的诗人频繁进入90年代诗歌的各种选本,还成为诗歌史层面的“90年代诗歌”所重点讲述的对象。从想象力角度来看,该刊推动了90年代诗歌想象维度的建构,其中的诗歌作品通过“死亡”“衰老”等元素的书写,与90年代初期诗歌想象之间形成深刻的对话,并由此建构了“中年”的想象方式,展示了诗人在时代语境中对社会现实以及诗歌本身的被动指认。这些作品还呈现出对90年代中后期诗歌写作的观念预设,即诗人不再以一种主观的姿态来建构诗学想象,转而生发出客观的“看风景”心态,赋予诗学想象“客体化”属性。“客体化”诗学想象容纳了此时期诗人对于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要素的综合考量,使诗歌写作的层次与空间得到拓展,有力地承担起90年代诗歌的责任意识。

语义终结——1990年代诗歌表意方式之一

语义终结是1990年代诗歌表意方式之一。决定语义的外指意义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具有临时性特征;语义的临时性使得词语固有意义的确定性瓦解,语义处于不断变比之中,成为抽离意义的符号;词语作为符号存在,意味着不同语义之间差异性的消失。这可能会造成词语在意义悬空的情况下无限衍生新的言说内容,即“由词生词”的问题。语义终结的表意方式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意义扩展的同时,也会给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带来某种隐患。

时代的巨变和批评的风采——孟繁华的文学批评与1990年代

孟繁华是当下中国最活跃、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近四十年的批评实践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不可或缺的华彩乐章。他从1990年代进入北大“真正开始了问学生涯”,在此期间担任《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副主编的经历,及撰写《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1978:激情岁月》《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等重要书稿的实践,奠定了他文学批评的整体史观、“大文学”方法及理想主义情怀,他对《废都》的批评及再评价也是内在于这一学术理路之中的。通过重返“《废都》批判”事件现场,复现1990年代文学文化生产的复杂状况,凸显学院派批评理路中的启蒙理想这一精神维度,及文化转轨时期一代批评家各据学理、激情四溢的文化精神与学术风采。

“变思想为形式”:张承志的散文道路及其1990年代转向

张承志1990年完成《心灵史》后,在文学创作上走定散文道路。其在1980年代末现代主义潮流中的形式探索,往往为后来的笔战和人文精神论争遮掩。从强调文学规避的前卫艺术观,转向为中国文化应战的散文道路,包含了张承志的形式自觉。1990年代的世界格局和异国谋生的处境,强化其文化危机感,思想论战的散文道路也逐渐成型。而论战散文的文学性坚持,意在弥合真实与善意的矛盾,也是打通张承志复杂身份下民族情感和中国立场的必要手段。1990年代的张承志散文也是对其1980年代知青写作单一面向的思想修补。

1990年代诗歌的“声音”问题--以于坚和伊沙诗歌为中心的考察

1990年代诗歌语言普遍呈现日常性、口语化的特征,作为诗歌语言重要方面的“声音”,反映了诗人在形象建构上的思考进路与诗学观念,由语言风格尤其是“声音”所体现的观念转向,引发了诗人对于中国形象表达方式的转捩,上述现象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如于坚和伊沙的作品中尤为突出。较之前一时期诗歌的启蒙与浪漫倾向,从声音语词到中国形象,90年代诗歌更加重视日常经验对于意义生成的直接性和效用性,将形象的建构内化于声音、语词的形成和运动中,在诗歌语言和中国形象之间,在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建立了更为直接的语义机制,经由声音语词的价值实现中国形象的丰富与完善。可以说,90年代的创作经验与审美标准,为新世纪诗歌树立了价值典范,逐渐成为当代诗人向世界文学贡献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的一条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