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90年代小说的“高邮变法”

1990年代,在突破自我、不断创新的观念驱使下,在读者批评的推动与怀乡姿态的迁变中,汪曾祺决心告别其田园牧歌的风俗画小说写作范式,实施“高邮变法”,即其高邮小说的人物围绕人的现代化立场,从古典主义的诗境中人转向现代意识高蹈的现实的个人;叙事重心从对风俗民情的散淡描摹转向人物对传统观念、生活的叛离行径;思想主旨从对浪漫乡土的诗情歌赞转向对乡土社会中人的现代化呼唤。“高邮变法”标志着汪曾祺小说创作打破传统标签,实现其熔古今为一炉的艺术理想,彰显出鲜明的现代性。“变法”后的小说克服了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普遍泛滥的牧歌情调与现代意识淡薄的问题,开拓了以特殊的地方色彩为用、以普遍的现代人思想为体的新乡土小说范式,为当代文学的地方书写提供了一种经由传统地方而召唤现代中国的路径与启示。

物质困境下的烦恼人生——19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书写之一

19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传统的经济生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知识分子因贫困走向世俗,从而陷入到日常生活无法自保的狼狈与尴尬;青年知识分子同样要面对生活的各种压力与烦恼,表现出更多的困顿、焦虑与彷徨;知识分子无法找到自己的明确定位,是坚守,转身还是融合,成了一个内心最痛苦的抉择。这应该是现代化的历程中,唯中国所独有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微观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鲁迅与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国民性”主题系列研究论文(一)

鲁迅小说开创的"国民性"主题在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得到鲜明的承续,两者都典型地表现了"微观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微观政治"是指存在于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兼有"国民性"和"人性"二重内涵,体现为人的心理结构中具有的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因子,具体表现为恃强凌弱、冷漠残忍、麻木不仁、缺乏爱心的兽性心理,揭示了人的行为所蕴涵的"动物性法则",它往往在"微观政治"中充当扼杀他人精神而非肉体的精神"杀戮者"角色,"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主题在1990年代后小说中频繁再现表明了"改造国民性"的艰难,世纪初鲁迅孜孜以求的"改造国民性"的重任并没有完成。

日常生活叙事: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80年代”

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对"80年代"的记忆常常复活在日常生活叙事之中,这种关于"80年代"的叙事既呈现了日常生活与现代性世俗化和同一化两个思想层面的矛盾关系,又展示出80年代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伦理之间的冲突。90年代以来关于"8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所展现的这些意义维度,在80年代小说关于当时时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尚属缺失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1990年代以来"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的时代错位及其将日常生活欲望化的叙事局限。

论贾平凹1990年代长篇小说叙事的切身性——从“身份认同”角度

贾平凹1990年代长篇小说中,不乏身为作家、城市人、病人、农民、失落文人等诸种身份的认同以及认同过程中各种身份的彼此错位;诸种身份认同以及认同中的各种错位使得贾平凹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叙事具有直抵作家个体生存经验的切身性质;小说叙事的切身性具有独特的价值建构意义。

被乡村权力蹂躏和“阉割”后的奴隶根性——鲁迅与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国民性”主题系列研究论文(二)

鲁迅小说开创的"国民性"主题在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得到鲜明的承续,例如两者都典型地表现了被乡村权力蹂躏和"阉割"后顽固存留于乡民身上的奴隶根性。此种主题在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频繁再现,表明了"改造国民性"的艰难,20世纪初鲁迅所孜孜以求的"改造国民性"的民族重任并没有完成。

新历史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在不同时期皆因肩负着不同的历史启蒙使命,致其有着各自偏好的题材选择范围以及与之相应的叙述姿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大多采取以边缘姿态叙说历史中心的叙述姿态,这种叙述姿态一改之前历史小说相对单一、僵化的历史书写模式,偏离了原来小说所预设的既定轨道,无论是在题材选择上,还是在叙述姿态上都显示出自己的开放性、包容性与超越性。19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我们给出与以往中国文学所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