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终结的20世纪——重估米兰·昆德拉的历史遗产

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冷战的阴影再度降临,但也使世界重新获得了一个观察20世纪整体性的方式,进而感受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世纪带给当今世界的深远影响。而米兰·昆德拉的去世,则构成了20世纪还远未终结的诸多象征性事件之一。而昆德拉对冷战时代的独特思考,对媚俗文化的持久批判,对历史“恐怖”的深刻揭示,对小说精神的执著探索,依然有现实的警醒意义。昆德拉的文学书写,因此既构成了人类思想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回望20世纪进而瞩望人类远景的无法忽视的历史遗产。

20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经历了初创、初步发展、以俄为师、艰难探索、恢复与重建以及深入发展六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世纪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在学科基础、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和历史分期问题等方面获得了积极进展。新时代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凸显学科自主发展意识、优化研究队伍建设、加强学科史料挖掘工作,加强学科的对外交流借鉴。

曹禺《日出》“戏剧二版”之谜——兼及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新文学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订,版本情况颇为复杂。尽管现当代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一些版本资料已经进入到一个说不清楚的阶段。同时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修改本大多采用“忽略不计”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围绕曹禺《日出》“戏剧二版”的诸多疑问的讨论,力图展现诸修订版本生成过程背后隐含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出版机构以及文化组织结构的变动,探讨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

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译者群体研究

以20世纪前半期《红楼梦》的英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时期同一文化系统下译者怎样参与、回应以致影响《红楼梦》的翻译与传播;基于译者群体在身份、国籍等方面呈现的变化,分析这些因素对翻译选材、翻译目的及翻译策略所产生的影响。译者群体从自己的身份出发,或出于服务语言的需要,或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抑或为了满足读者异域情调的需要,大都采取意译和创造性翻译的策略,从不同侧面再现了《红楼梦》这部经典名著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展示了时代和文化因素对该译者群体所起的整体作用,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翻译批评研究的新篇章——评廖七一著《20世纪中国翻译批评话语研究》

廖七一教授的新著《20世纪中国翻译批评话语研究》是国内首部翻译批评话语研究专著,也是国内第一部翻译批评专题史。该书在研究对象、研究路径和翻译观念等方面,突破了翻译批评研究的传统思路,向翻译批评研究的历时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掀开了翻译批评研究的新篇章。

20世纪80年代西欧服饰时尚发展与中国外销印花绸设计范式的“革命性”转换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外销印花绸从零售市场为主的“匹料化”设计,向以服装流行趋势、服用性为主要目的“件料化”设计转换的关键时期。此研究以西欧服饰时尚的变革为基本历史情景,以国内外历史文献为依据,探讨了引发中国外销印花绸设计范式“革命性”转换的主要外因与内因,以及我国外销印花绸设计范式在观念、模式、方法等方面转换的主要途径、特征和相关影响,为中国现代丝绸设计史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线索和案例。

20世纪手工棉纺织与女性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山东邹平为例

纵观20世纪中国华北农村社会,在面临社会结构性变迁的过程中,女性借助手工棉纺织技艺不断改变生计策略,满足家庭及村落的基本需求,缓解物资匮乏的社会紧张局面,或者通过促进亲友互动,为社会带来温情,呈现出一种韧性极强的生命力特征。手工棉纺织于农村妇女而言,并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下僵化的妇女解放途径,而是一种构建女性自我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的依凭。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期作为被规训的家务劳动,到农业集体化时期“不可见”的家务劳动,再到改革开放后自主选择的家务劳动,邹平农村妇女逐渐将这一技艺内化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载体,并借此构建自我的社会生活圈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体现了她们在时代变革中坚韧的自我身份需求。

20世纪中国美术通史研究概述

20世纪初,具有西方史观的美术史概念传至中国,促进了中国美术通史研究的发展。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史学观点、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建立起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通史研究体系,对中国美术史教学、美术知识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实现了中国美术通史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中国宋代与西方19—20世纪纸衣应用比较研究

中国宋代与19—20世纪的西方都盛行用纸造衣,两种文明对纸衣的应用不约而同地展现出纸材料特殊的物质性,在用户阶层和纸衣的社会特征上也具有共性。而在服装形式、制作方式、日常用途和符号象征上存在差异,甚至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两种设计观。从中西方纸衣应用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再造与传统材料现代化的一般路径。

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干部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农村建党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形态通过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不仅是所有制形式的重大变更,更是农民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的调适过程。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首先是针对乡村中的关键群体——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结束后开展的农村建党,借助在建党训练班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并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思想层面对入党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率先转变为此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再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社会再现

“八十年代叙述”一度导致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失语,实则它在社会再现方面的成绩不仅优于精英本位的古代士大夫文学与现代“抒情派”文学,甚至较之《白鹿原》等新历史主义叙述也更切近的“低层中国”之主要事实。当然,“见”与“不见”总是缠绕并至,此种社会再现是阶级话语与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本土逻辑竞争、博弈的结果,其间也多有对社会实相的删减、改写与虚构,然而这未必可以理解为虚假,其所涉及的事关共同富裕、平等、劳动之文化建构,正是中国革命旨在争取弱者生存权利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20世纪以来西方舞蹈理论中的身体话语

20世纪以来,西方舞蹈理论中出现了不断强化的身体话语。通过援引自然科学和生命哲学提供的证据,众多阐释者不断清除残存的灵魂假说,强调不存在“非物质性的自我”,认为感觉、情绪、理性都是身体性过程,力图证明舞蹈是“最卓越的身体美学艺术”。由于马克·约翰逊、阿恩海姆、比厄斯利、布洛克和吉赛尔等众多学者前后相继的努力,身体同时被当作舞蹈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随着上述研究的深入,西方舞蹈研究走上了回归“身体-主体”的返乡之旅,一种新的舞蹈研究范式已经逐步成型。然而,由于残留的二元论观念尚在拖滞正在发生的身体转向,许多学者在身体话语构建中呈现出明显的身心分裂的不彻底性,这导致舞蹈研究在回归“身体-主体”之途中,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悬置的转向——20世纪末中国艺术批评的几个议题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经历了又一次重要转折。上一时期的问题有待回答,国内外新出现的文化危机又接踵而至,艺术批评的话语因之转向。在探寻新批评范式的过程中出现了叙事转向、体制转向、全球转向和水墨转向四个主要议题。然而,回顾他们的实践历程,许多问题至今仍被悬置。本文围绕20世纪90年代艺术批评的几个关键议题展开,以期为国内当代艺术批评带来一点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国作家的器物收藏、物性书写与物观意识

当代作家的收藏行为和物性书写反映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的形成源流,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看法和态度以及对物性和人性的重新思考。本文试图从文学创作、文化建构、美学发现、哲学问道四个方面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作家的器物收藏所产生的影响。从物的维度去解读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文化行为,有利于突破人本主义的思维限度,在更广大的宇宙万物间去理解人类的生存发展,亦对当下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日本暗黑舞踏的身体美学探究

20世纪中叶,日本后现代舞蹈家们吸收了德国表现主义和怪诞派戏剧的审美风格,结合本土的传统符号和身体记忆,开创了闻名世界的先锋舞蹈剧场——“暗黑舞踏”。舞踏艺术先驱们以“非人的身体”“原欲的身体”和“残弱的身体”挑战着当代主流的舞蹈身体美学,最终呈现出一系列荒诞阴翳的身体语言和被社会压抑的身体残影。与此同时,他们将舞蹈创作从西方权威美学公式中抽离出来,扩大到身体美学、现象学和人类学的视野中去,为当代艺术寻求多元化的探索与表达作出努力。同时,作为风靡世界的东方艺术剧场,20世纪的日本舞踏在传统形式和身体哲学方面的探索为中国先锋舞蹈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的回顾与反思

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经典著作承载着马克思主义最本真的思想,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我国对经典著作的诠释经历了从翻译介绍到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重新解读,从挣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羁绊到走上学术自觉的道路,并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经典著作的诠释主要表现为文献考证、文本解读和方法论探析三个方面,且呈现出与现实需要紧密相连、热点集中、路径多维等特点。基于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的现状,形成以下三点优化建议:增强理论自信,在“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话语体系;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研究;方法建设与人才建设并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课程论研究的历史回勘——以教育学著作与教材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课程论研究的发展经历了萌芽与依附时期、独立与自觉时期、低潮与反思时期三个阶段。中国学者从课程本质、课程标准、课程编制、课程实践、课程改革等主题进行了研究,不断推动着我国课程论研究领域的丰富。这一时期,在研究者的不懈探索下,我国课程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呈现一定的时代特征:课程论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以服务课程现实为中心,其研究方式以“译介型”为主线。回顾与梳理20世纪上半叶我国课程论研究的发展样态,对当今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论学科、探寻我国课程论研究的未来走向不无裨益。

重返《生死场》、女性主义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氛围——重读刘禾《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刘禾的《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是《今天》杂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收获。但是,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生死场》与萧红小说《生死场》之间的缝隙与错位,显示出刘禾以女性主义方法照亮被“民族国家文学”宰制的《生死场》时,有意无意地对这篇小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从而压抑了小说自身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刘禾对《生死场》的解读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时可能产生的一些偏离和误区,这些偏离和误区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范式转换的症候式表现。

20世纪50年代妇女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矛盾冲突及政策因应

20世纪50年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后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随之凸显,对妇女身心健康、儿童成长、家庭生活乃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采取合理安排与使用妇女劳动力、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及动员妇女退职回家等措施予以应对,从而缓和了妇女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劳动解放理论,但同时也存在某些政策预期与执行效果落差较大、家庭领域男女平等落实不力等种种缺憾。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的这些探索与实践,为妇女普遍社会参与的当下妥善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促进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