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机遇的展现

文章以独特的全球视野,分析了20世纪五六十年 代中国具备现代化发展机遇的依据,指出强有力的中央政 权的建立是后发展的中国现代化机遇展现的基础;两大阵 营的对立和世界局势的相对稳定,是后发展的中国把握现 代化机遇的良好外部环境;而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 以及西方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移,是后发展的中国迈向现 代化的有利契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查抄地方志农史资料述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沐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之时代东风,新成立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中国大陆开展地方志中农业史资料的查抄工作。从1955年到1963年,以十数位研究人员带领一百余位临时工,历时八载,纵横万里,从8500多种方志中摘录出6000万字679册农史资料,分类装订为"方志物产""方志分类""方志综合"三大部分。查抄工作首重全面掌握全国方志书目,编制《全国方志总目》以协调各地查抄工作;以现代农学分类为参照,摘录范围涵盖当时农业院校大多数学科门类。为保证资料准确实用,制定看、抄、校工作流程,并严格执行三校规定。在总体查抄结束后,1961至1963年再一次组织研究人员赴全国各地大规模核查资料,校对文字、核对书目、核对作者、核对成书年代。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查抄方志农史资料融近代新学知识门类与中国传统文献整理方法于一炉,不仅为农史学科向纵深挺进打下重要基础,也为传统文献的整理利用树立了典范。

在“遮蔽”和“热议”中生存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生态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处境尴尬,发展艰难。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发展屡屡受挫,没有形成优势传统资源"当代";进入20纪世50年代,长期遮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光影中,处于"无名"状态;"两结合"口号提出后,浪漫主义"有名"且备受关注,但没有获得健康发展的自由空间。在特殊的社会理论语境中,浪漫主义艰难生存,其核心内容几被抽空,并填塞了海量的社会政治内容,流行其间的革命浪漫主义。

中苏电影关系史剪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的苏联发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领导人最先发来贺电,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承认新中国政权,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苏联电影工作者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见证并拍摄了这一庄严的事件,这可视作新中国领导人重视电影业复兴的起点。

曹禺《日出》“戏剧二版”之谜——兼及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新文学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订,版本情况颇为复杂。尽管现当代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一些版本资料已经进入到一个说不清楚的阶段。同时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修改本大多采用“忽略不计”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围绕曹禺《日出》“戏剧二版”的诸多疑问的讨论,力图展现诸修订版本生成过程背后隐含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出版机构以及文化组织结构的变动,探讨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

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系统是译入语文化对文学翻译操纵的三种基本力量，其中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制约和影响力度更为显著。本文以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文学为中心，从文学经典的角度，考察当意识形态处于文化多元系统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选择和翻译文学经典构成的操纵。通过分析翻译文学经典形成的文化意图，揭示五六十年代中国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及政治利用的文化性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农药污染防治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大规模使用化学农药之初,即开始积极探索农药污染的防治。因受到各种历史条件的制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药污染防治工作是在生产安全和劳动卫生理念下,围绕防治农药急性和亚急性中毒展开的,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前现代性特征。这一时期的探索,为此后中国现代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起步,奠定了重要知识、技术和制度基础。这些探索的内容、特征与绩效,主要是由农业植保方针、农业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水平等经济因素决定的。

南下影人、文学改编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对现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

“二战”后,随即发生国共内战,大批大陆居民涌入当时的英殖民地香港,香港地区人口从1945年的60万,一路攀升到1961年的300万,①其中也包括了大批电影人,东西方冷战格局很快造就了香港政治局面的复杂和文化产业的多元,这些南下影人也分成“自由影人”和“进步影人”两大文化阵营。1950年,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外地电影输入暂行办法》,加强管制1949年以前无限制政策下输入的香港电影,1952年新中国政权加强管制香港电影的输入;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只批准在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简称“自由总会”)注册成员所制作的影片才能输入台湾,如此看来,电影公司立场必须先明确,才能有生存管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档案学国际学术交流

20世纪50至60年代是中国档案学的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科体系和档案学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和确立时期。本文利用相关档案,从档案学国际学术交流的角度再现了这一时期新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

文化中国理念下的电影改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影人金庸研究

1949年前后,一批文人到达香港,他们参与建构着香港的当代文学图景。随着娱乐文化的大行其道,这批文人的作品迅速成为香港电影可资利用的文学资源,武侠小说家金庸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从1955年2月8日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在《明报》连载结束,查良镛为我们所注意的是其"武侠小说家金庸"的一面,而查良镛的另一面"影人林欢"却少有人讨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节育技术的起步与推广——基于地方实践与执行力视角的思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及时调整政策,各地开始推广和普及节育技术,中国现代节育技术的推广工作由此艰难起步。在这一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在指导与培训、供应与保障、促进科技交流与创新等方面给予了有力的领导和全面的支持。此时期,各地节育技术的推广呈现出计划性、实用性、不平衡性的特点,总体上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大众节育技术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卫生部门所表现出的执行力,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出现的问题尚未得到学界的关注,值得重新评价和反思。

苏联美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涂途先生访谈录

涂途(1934—),本名涂武生,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研究员。1954年9月至1959年7月,涂先生作为新中国选派的留苏学生,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就读,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协助蔡仪负责美学研究工作,参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文学概论》初期的编写讨论以及《外国美学思想史》,尤其是“苏联美学界和文艺界”的资料翻译和整理工作。

20世纪20年代中国童工问题形成原因研究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童工问题广泛存在于不同区域、行业的工厂之中,引起了学人、政党、社会团体的高度关注。童工问题产生的制度因素在于传统学徒观念在现代工厂中的遗留以及工厂劳动保护规章的执行艰难;经济因素在于童工的人力成本更低、更能保证生产时间的连续性,且可以吸纳一定的流动资本;家庭因素在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需要儿童做工补贴家用,且工头常以花言巧语迷惑家长将孩童送至工厂。以上三者因素中以经济因素最为根本。童工问题形成的复杂因素表明了该问题在当时非某一部门、某一政策就可疏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传播的三维考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传播并最终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话语“冷场”到“热潮”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一转变折射了唯物史观向唯物辩证法过渡的主导型话语转变,内蕴了传播主体的理论选择、传播渠道的语境变迁以及革命实践的现实诉求等多重逻辑向度。从理论之维看,传播主体经历了由拒斥本体论到宇宙本体论再到知识本体论的致思趋向;从渠道之维看,传播渠道经历了由日本向苏联转变的路径导向;从实践之维看,传播内容经历了由唯物史观主导向唯物辩证法为主导、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转变。这三个维度的逻辑理路交相呼应,共同映射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传播或隐或显的逻辑主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精神及其价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在"向科学进军"的系列科技攻关行动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科学家精神。这一精神以爱国为核心信念,以科学精神为基础构成,以奉献为价值取向,以奋斗、协同、育人为实践和方法论原则,是爱国主义精神、科学精神、奉献精神、奋斗精神、协同精神和育人精神六个方面的有机集合体。继承和弘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精神,有利于我们坚持和完善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激励科学家接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丰富和发展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式“大科学”体制

1928年成立的总部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1929年成立的总部设在北平的北平研究院是旧中国最主要的研究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体制的主要载体。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以政府各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为辅助的科技新体制。这种体制曾在建国初期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统筹协调不力、培养科学干部和团结科学家不力、理论联系实际不力以及学术领导不力四个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用地外延扩展特征分析

以1992、1996和1998年三期夜间灯光图像为基础数据,辅之以交通图件,通过构建城市用地外延扩展强度指数,利用buffer分析、回归分析、梯度分析等,对比分析了城市用地外延扩展强度指数在不同规模的城市附近和不同类型的交通线路沿线的变化规律,探讨了城市规模和交通条件对城市用地外延扩展的影响,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用地外延扩展的一些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