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输合作事业——以南区合作社运输队为个案

20世纪40年代,食盐的运输和外销是封锁环境下陕甘宁边区财政自给自足的依靠。为确保按期收到公盐,便利人民运输并提高边区运输力量,党和政府提倡广泛地“组织起来”,发展食盐运输合作事业。在党政的坚强领导下,南区合作社运输队历经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创造和积累了一套有效经验,带动边区盐运成功地突破个体运输局限,成为全边区食盐运输合作事业的模范。

20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流变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学创作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文艺大众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等左联理论与创作主张,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戏剧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抗战的到来,“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救亡”平息了新旧剧论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成为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左联以“国防戏剧”“旧剧现代化”为主张,戏曲界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中,戏曲的功用和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思想统制与文化消费:20世纪30年代教育电影在南京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意欲通过电影宣传国家民族主义,动员国民参与到民族国家建设中。作为官方主导的电影活动,教育电影运动以南京为中心,逐渐向全国推广。教育电影运动在南京地区凭借电影放映内容政治化、电影放映方法多元化、电影放映程序规范化中获得较大发展,并对南京电影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不但丰富了南京电影消费的内涵,也增强了南京电影消费的民族主义气氛。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民国时期庆阳农村经济研究——以20世纪30—40年代的国统区为中心

20世纪30—40年代,庆阳国统区是一个自耕农为主的社会,但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和富农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存在地权分配不均的问题。传统经济模式在社会经济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农牧兼营的经济格局并没有改变,手工业生产主要是为家庭和自然经济服务,其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商品化生产程度不高;商业资本弱小,而且农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结合在一起,市场狭小,商品流通以土产为核心。同时,庆阳农村也出现了现代化因素,新式金融机构开始渗入农村社会,成为农业金融的主要来源;西峰逐渐成为陇东新的中心市场,也加强了庆阳农村与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联系。

西方科学知识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广东土壤调查的兴起

土壤调查作为近代农业调查的重要内容,是近代西方农业科技引进中国的产物。地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广东,为了改良广东的土壤,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土壤调查。近代广东土壤调查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与近代全国的土壤调查同步启动,是当时中国开展土壤调查的重要区域。从知识史视角来看,近代广东土壤调查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起,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从清末民初就开始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本土化与本土科学知识累积的复杂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中,既包括了西方土壤科学知识传入下近代土壤学家群体的孕育,亦蕴含了近代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科学知识对中国本土地质及农业知识的再认识和再建构。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与废名20世纪40年代的精神立场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废名战时在家乡黄梅近十年的避乱生活为底本,莫须有先生在现实中所遭遇到的衣食住行等具体问题都以废名的切身经历为据。观其所历,20世纪40年代之前废名的生活经历主要为北大求学—教书—交友—西山隐居,思想上偏重向“精神”层面求解。而黄梅避难意味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废名真正走向“世俗”生活层面,如何看待生活方式的改变给“自我”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如何解决一个知识分子掉进世俗的“魔障”中所面临的精神困惑,这是废名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精神危机”。以《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回溯性文本为寄托,废名用文学的感知方式触摸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置身于乡间或民间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在儒释道的“杂烩”中完成“自我”的精神修行,在格物致知的“理智”认识论中确立“为民”布道的知识分子精神立场。

从另一角度看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紫砂名壶仿古

20世纪20至40年代,有几位宜兴制壶艺人,应聘在上海为他人做紫砂壶仿古,文献史料中多有提及。《郑逸梅选集》、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戴小京的《画坛圣手吴湖帆》等文献中都提到一重要人物汤临泽,并认为其是上海仿古高手。2019年6月2日,嘉德拍卖了一批汤临泽当年做紫砂仿古名壶时,胡经画的一批《名瓷名陶图谱》。从这批图稿中可以了解到仿古紫砂名壶的程序及制作过程。画素描稿、线描结构图(通常是另外标注好尺寸),配制各种工具,再由艺人打样、制作、烧成、做旧等。根据多方资料显示,这段时间在上海做仿古紫砂名壶的艺人有汪生义、蒋彦亭、王寅春、裴石民、顾景舟、范正根、蒋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回到家乡宜兴的这些人,在1954年12月28日,被宜兴当地组建的“蜀山紫砂工场”聘请为辅导员传授制壶技艺,为新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做仿古习得的精湛技艺以及审美的提高,使得早期的紫砂工艺厂制作技艺得到全面的传承,宜兴紫砂陶也荣获了新中国“名陶之首”的美誉[1]。本文将依据文献资料,简单梳理出紫砂名壶仿古的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

中国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20世纪30-40年代边政学的兴起

20世纪30-40年代勃然兴起的边政学是在外患日亟与国人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边疆研究向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与传统边疆研究相比,边政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讲求多学科参与,尤其侧重人类学和政治学等新兴学科,不再局限于历史地理。研究边政的新式学会和学术期刊大量涌现,也使边政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研究形态。

大众话语:对20世纪30、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论述

本文认为 ,从 2 0世纪 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到 4 0年代延安根据地的文艺大众化的发展中 ,形成了一种话语模式 :大众话语。本文先从生成机制、言说方式和话语主体三个方面描述大众话语的生成史 ,接着分析大众话语的三个特征———明朗性、无主体性和权化功能 ,最后分析知识者接受改造进行自我改造的合法性根据和勇气 ,从而展示知识者改造和同化的存在状态。

论20世纪30～40年代的邦达·多吉

20世纪30～40年代,由于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不彻底以及僧人参政的局限性等原因,邦达·多吉等人遭受西藏上层保守势力的迫害,一生始终贯穿着艰难的抉择:邦达·多吉最初提出"康人治康"思想;组织了"和睦四友";后来参加"波巴政府",转而同情、支持和参加革命。在重要历史关头,邦达·多吉等康区实力派人物维护藏汉民族间的团结,重新修复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相对松弛的关系状态"。

民国时期青海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

农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既能看到农民的生活程度,又能够折射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20世纪30-40年代,青海农村经济凋零,农家经济极为贫困,这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青海自古就是中原地区与青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通道,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经济文化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畜牧业始终伴随着农业相始终,农牧并重是其农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因此,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也呈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与学术界流行的"近代广大农民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利用一切空隙兼而从事一些纺织、采撷、编织等小手工业,从而形成个体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并不相一致。农牧结合的经营方式,使得畜产副业成为农家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极大地补助了农民生活及农家收入,体现出典型的农牧互补效应。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对旗袍时尚的价值塑造

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时尚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目前学界有关20世纪30年代旗袍时尚的研究成果,鲜有触及电影媒介在大众传播中对旗袍时尚伦理价值的塑造问题。文章拟对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影像进行挖掘,结合报刊、杂志等文献资料,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旗袍时尚的价值内涵与传播规律,总结该时期的中国电影人是如何运用旗袍这种“有意味”的视觉符号语言讲述故事、传递价值与情感,并使之成为标示社会新风、引导大众时尚的有效媒介。

20世纪40年代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选编及其形象建构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鲁迅作品在国文教材中的分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抗战后期,国统区“国定本”教材中鲁迅处于“缺席”状态。解放战争初期,以开明书店为代表的编者在教材选编过程中对鲁迅形象进行重构,随之出现了“中间状态”的鲁迅。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教材中的鲁迅被建构成“革命战士”的形象。20世纪40年代战时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形象”嬗变,折射出政治文化的变迁。

20世纪30～40年代保定农村土地分散趋势及其原因

近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最大变化 ,实际上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即外国列强入侵引发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中国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农业土地经营由过去封建社会的集中化转为分散化的趋势。但是 ,土地分散化趋势虽然是封建土地制度的衰落 ,但并不意味着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业经营规模趋向分散 ,并非是由于小规模经营优于大规模经营 ,而是由于中国广大的农民处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 ,尽管经营条件不利 ,他们还得接受这种不利于经营条件而继续维持生产 ,走投无路 ,不生产就得挨饿。小经营在市场面前 ,还缺少随市场涨落而调节其生产的机动能力 ,这并不是他们不知趋利避害 ,认识上迟钝麻木 ,而是由于极端贫困所致。这种家庭经营表面上的牢固稳定 ,掩盖了这种经济实质上的贫弱性。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地租额与粮食亩产量

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地祖额与祖佃田地的地权性质和自然条件相关联;佃户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低,佃户不拥有租佃田地的“田面”地租额则高;租佃田地为“高田”地租额高,租佃田地为“低田”、“荡田”地租额则低。另外,20世纪30-40年代青浦西部的粮食亩产量以及复种指数也与田地的自然条件相关联:“高田”的粮食亩产量远高于“低田”、“荡田”的粮食亩产量。

20世纪30-40年代华侨在广西的投资与侨乡发展

新桂系统治之初,广西地方政府通过派员前往海外宣传,热情接待回国考察实业的华侨等举措,积极吸引海外华侨回到广西投资兴业。至20世纪30-40年代海外华侨在广西从事矿业与农垦等方面的投资之时,广西地方政府采用共同合资、向侨商提供贷款与保护等诸多措施为侨商提供便利。海外侨资的引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广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密切了华侨与祖国之间的联系。二者在共同促进广西侨乡新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广西侨乡民众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从苏联历史档案看20世纪30—40年代苏联对文学书刊的事前审查

20世纪30—40年代苏联对文学书刊的事前审查越来越严,一部(篇)作品的问世要经过书刊审查机关的重重关隘,极其艰难,但审查机关还是不能把所有"有害作品"查禁殆尽,避免其与读者见面;各审查机关的领导者既痛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审查制度带来的苦恼,也看到了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但他们却不敢公开指责这种制度,相反还主张对那种放宽审查的企图进行坚决回击。

20世纪30年代国人对陕西矿产地理的认识

研究20世纪30年代国人对陕西矿产地理的认识,挖掘其历史背景、内容、成因及意义,可加深今人对近代国人地理认识活动的了解。本文通过分析相关史料,可知国人是在挽救边疆危机、开发西北的背景下,认识到陕西矿产具有蕴量巨大、种类多样、分布极广、开发程度不高的特征。该认识的形成与陕西矿产地理实况和国人知识背景有关,对地理知识生产、西北开发和陕西地位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地貌学的学科标准化过程初探

地貌学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20世纪初现代地貌学理论陆续被中国学者译介到国内,其学科标准化进程伴随着对中国地貌的本土化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正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地貌学理论主要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黄土风成说”和美国学者戴维斯的“侵蚀循环学说”,其中后者对国内地理学界影响更大。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基于现代地貌学学科标准对中国特殊地貌开展的开创性考察研究,为此后中国地貌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