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转”的内面“秀”场——论丁玲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的风景书写与主体建构

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1930—1933)是丁玲“向左转”的创作阶段,缠绕着个人与时代的相互碰撞,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两重空间,她的思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最为复杂。然而“风景”是丁玲擅长的书写策略,以作品中的风景为媒介,“在场”与“不在场”的外在装置解码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自我纠结,地理场域的视点转移也烛照出乡村革命的蓬勃生机。总的来说,“向左转”的风景书写自然带有左翼风景描写的整体特征,但丁玲“向左转”之路是一条渐进的思想轨迹,田园牧歌的诗意书写承载了她的审美个性,深挚的乡恋情结与大胆的色彩构图也让她步出左翼的合流,架设了偏向内面的风景“秀”场。再访丁玲的“向左转”之路,观照独具魅力的风景书写是深入其主体建构的有效途径。

20世纪30年代上海画报的编辑策略、文本形态与价值功能——以《良友》《时代》《中华》等画报为考察中心

画报参与“近现代”的叙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良友》等上海画报在文本形态和审美特质上,都呈现其他时代和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文化姿态和精神气度。一般而言,《良友》等上海画报的材料常分为“图片”和“文字”两类,它们采取“包罗万有”“兼收并蓄”取材方式,展示出一个“杂烩式”图文世界;同时这些画报通过“拼装”策略把不同意义的素材进行穿插、重组,形成活泼新鲜的图文版面;实际上这些画报以其快速的反应能力,敏感地捕捉都市时尚生活和流行事物,营建了关于都会现代性的一整套“摩登”想象。作为20世纪30年代都市的“混合媒介”,这些画报集新闻、文艺、科技等于一体,是新观念与新技术在特定时空中的结晶,它们所呈现的诉诸感官、零碎平面化的“通俗现代性”,正与现代那些有着明晰的启蒙、革命的“精英现代性”一道构成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双重复调。

20世纪30年代上海晚报时代曲史料研究

1937年前发行于上海地区的四份晚报——《大晚报》《新夜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包含有丰富的时代曲史料。这些史料呈现了时代曲在20纪30年代的传播方式,见证了时代曲对抗日救亡音乐思潮的呼应,记录了社会大众对时代曲的真实观感,对研究近代时代曲乃至近代上海区域音乐史,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20世纪30年代上海企业的科学管理

中国近代企业最初发生于自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内部管理很大程度上还是官僚衙门式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民营企业逐渐兴起,但是直到20世纪前20年,即使是在荣家企业这样规模极大的近代企业,以及诸如长江航运这样的近代新兴运输行业中,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落后的工头制、包工制式的管理模式。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世界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动下,随着国内近代职业经理阶层的逐渐形成,以及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公司搁浅、倒闭事例的时有发生,科学管理对于公司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近代中国的公司企业,特别是在诸如上海这样的工商业大都市的公司企业中,逐渐开始兴起崇尚和推行以科学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管理。它们对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演进以及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界女明星选举活动简论

在20世纪30年代,电影女明星在上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诸如"电影皇后"选举、"标准美人"加冠等女明星选举活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大大促长了电影界的"明星制"风气,而各种势力则从各自的需要出发介入其中,反映出电影与社会的互动作用日益加剧。

文艺工作者?大众情人?——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电影女演员(1930—1935)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女明星是构筑都市文化空间的重要影响力量。她们处于公众的凝视之下,为不同的话语力量所交叉建构。左翼文化精英和都市男性观众是参与女明星建构的两支重要力量,赋予了女明星多重意义,给了她们实现社会身份变迁的机会,也使她们陷入新的困境。游走于机遇与困境之间,女演员小心经营着自己台前幕后的生活,在提升了社会身份的同时,也让渡了身为女性的自主权利。

20世纪30年代上海绸业公会的商业承兑汇票创新

票据信用是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票据信用工具在票据市场中的运行使商业信用向银行信用转化,实现生产企业和金融机构信用交易良性循环,票据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工商业实业界的参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绸业公会创行的商业承兑汇票是在传统商业信用基础上结合现代票据信用的金融创新。它的活动涉及到产业界、银钱业、社会团体以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无论是对票据市场发展的范围还是深度而言,影响是相当大的,是近代中国票据信用制度建设的一环,其中同业公会参与票据市场建设的功能仍有历史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区域商业圈和消费生活

商业的繁荣和发展是城市空间布局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如果说南京路是最能反映上海商业繁荣的地方,那么,在公共租界两端的工厂地带,环绕租界地域而形成的棚户区和拥有诸多卖咸鱼虾蟹的小店的南市,却给我们传达不同的认识空间.这样,多种多样的商业圈四处散落的格局就构成了称之为"上海"的新的都市格局.所以,本论文的宗旨即是:把握各个商业圈的地理位置,探明这些商业圈都具有着什么样的特色,从而揭示出都市空间布局的诸多特征.

跨文化语境中的“国乐”之声——探寻20世纪30年代上海“飞地”社会的中国音乐传播者

中国音乐在近代西方人的视野中,被提及最多的是西方传教士对教会音乐的中国本土化探索。除宗教以外,上海租界的外国居民是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中国音乐的。但是这一道阻隔在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围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化。那些致力于在西方社会诠释中国音乐的传播者们,成为近代国乐发展道路得以探索和争论的因素之一。由此可见,“国乐走向何方”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近代中国人的音乐社会,即便是在复杂而屈辱的租界时期的上海外侨社会中,“国乐之声”亦没有被隔绝在“围墙”之外。

20世纪70年代上海第七印绸厂马王堆系列印花绸设计的考述与反思

此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上海第七印绸厂设计、生产的马王堆系列印花绸为案例,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检索和分析,客观、系统地阐述了此系列印花绸设计的历史背景、设计过程,对现代丝绸印花设计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同时也探讨了其对今天如何运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新设计的诸多启示与反思。

20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流变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学创作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文艺大众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等左联理论与创作主张,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戏剧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抗战的到来,“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救亡”平息了新旧剧论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成为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左联以“国防戏剧”“旧剧现代化”为主张,戏曲界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中,戏曲的功用和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思想统制与文化消费:20世纪30年代教育电影在南京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意欲通过电影宣传国家民族主义,动员国民参与到民族国家建设中。作为官方主导的电影活动,教育电影运动以南京为中心,逐渐向全国推广。教育电影运动在南京地区凭借电影放映内容政治化、电影放映方法多元化、电影放映程序规范化中获得较大发展,并对南京电影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不但丰富了南京电影消费的内涵,也增强了南京电影消费的民族主义气氛。

西方科学知识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广东土壤调查的兴起

土壤调查作为近代农业调查的重要内容,是近代西方农业科技引进中国的产物。地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广东,为了改良广东的土壤,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土壤调查。近代广东土壤调查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与近代全国的土壤调查同步启动,是当时中国开展土壤调查的重要区域。从知识史视角来看,近代广东土壤调查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起,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从清末民初就开始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本土化与本土科学知识累积的复杂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中,既包括了西方土壤科学知识传入下近代土壤学家群体的孕育,亦蕴含了近代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科学知识对中国本土地质及农业知识的再认识和再建构。

从另一角度看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紫砂名壶仿古

20世纪20至40年代,有几位宜兴制壶艺人,应聘在上海为他人做紫砂壶仿古,文献史料中多有提及。《郑逸梅选集》、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戴小京的《画坛圣手吴湖帆》等文献中都提到一重要人物汤临泽,并认为其是上海仿古高手。2019年6月2日,嘉德拍卖了一批汤临泽当年做紫砂仿古名壶时,胡经画的一批《名瓷名陶图谱》。从这批图稿中可以了解到仿古紫砂名壶的程序及制作过程。画素描稿、线描结构图(通常是另外标注好尺寸),配制各种工具,再由艺人打样、制作、烧成、做旧等。根据多方资料显示,这段时间在上海做仿古紫砂名壶的艺人有汪生义、蒋彦亭、王寅春、裴石民、顾景舟、范正根、蒋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回到家乡宜兴的这些人,在1954年12月28日,被宜兴当地组建的“蜀山紫砂工场”聘请为辅导员传授制壶技艺,为新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做仿古习得的精湛技艺以及审美的提高,使得早期的紫砂工艺厂制作技艺得到全面的传承,宜兴紫砂陶也荣获了新中国“名陶之首”的美誉[1]。本文将依据文献资料,简单梳理出紫砂名壶仿古的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

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院与社会文化

电影院是电影文化的中转站。上海电影院的兴起、分级和区位布局,与上海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表现了突出的社会阶级倾向。电影院的勃兴,标志着娱乐场所的现代性更替。这种新型文化公共空间和新型的艺术,对上海市民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强烈的影响。而好莱坞影片在上海电影院中的绝对优势,体现了美国文化霸权,也必然激起强烈的反弹。

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在上海

本文以30年代的郑伯奇为个案,考察了商业主义与左翼意识形态相互缝合的关系,以及“大众化”与“通俗化”在都市文化背景下的融合。作为“良友”的职员,郑伯奇既是左翼文艺、也是海派文化的生产者,身处市场之中,其文化身份发生了分裂。游走于电影、戏剧、文学之间,郑伯奇又试图移用左翼电影的经验来解决小说“大众化”问题,提出了“新通俗文学”“大众化或通俗化”等概念。他的思路在文学界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却是对30年代左翼文艺(尤其是电影、戏剧)进入市场后发展途径的一个理论说明。

嬗变:由传统向准现代——从20世纪30年代《申报》广告看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变迁

《申报》是近代上海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 ,其刊登的广告五彩缤纷 ,犹如一面多棱镜 ,折射出近代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文章以 2 0世纪 30年代《申报》广告为切入口进行研究 ,发现当时上海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由传统向准现代变迁 ,并伴随着畸形的裂变与阵痛。《申报》广告对这种变迁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西方异质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介入碰撞则起着主导作用 。

20世纪30年代国人对陕西矿产地理的认识

研究20世纪30年代国人对陕西矿产地理的认识,挖掘其历史背景、内容、成因及意义,可加深今人对近代国人地理认识活动的了解。本文通过分析相关史料,可知国人是在挽救边疆危机、开发西北的背景下,认识到陕西矿产具有蕴量巨大、种类多样、分布极广、开发程度不高的特征。该认识的形成与陕西矿产地理实况和国人知识背景有关,对地理知识生产、西北开发和陕西地位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对旗袍时尚的价值塑造

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时尚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目前学界有关20世纪30年代旗袍时尚的研究成果,鲜有触及电影媒介在大众传播中对旗袍时尚伦理价值的塑造问题。文章拟对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影像进行挖掘,结合报刊、杂志等文献资料,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旗袍时尚的价值内涵与传播规律,总结该时期的中国电影人是如何运用旗袍这种“有意味”的视觉符号语言讲述故事、传递价值与情感,并使之成为标示社会新风、引导大众时尚的有效媒介。

20世纪30年代地貌学的学科标准化过程初探

地貌学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20世纪初现代地貌学理论陆续被中国学者译介到国内,其学科标准化进程伴随着对中国地貌的本土化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正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地貌学理论主要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黄土风成说”和美国学者戴维斯的“侵蚀循环学说”,其中后者对国内地理学界影响更大。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基于现代地貌学学科标准对中国特殊地貌开展的开创性考察研究,为此后中国地貌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