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政策的调整

针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面推行地方自治出现的弊病,南京国民政府于30年代中前期相应地对地方自治进程作了富有弹性的规定,将保甲制度纳入地方自治之中并大力推行县政改革。保甲纳于自治,国民政府似乎从事实上避免了在基层推行两套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在形式上又给传统的旨在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保甲制度披上民主自治的外衣,看似一种完美的制度创新,实则使地方自治开始实行初期的一些民主自治思想遭到极大损害,更加败坏了自治名声。由于民众对推行保甲出于被动而非主动,以从上而下的保甲制度来培植从下到上的地方自治不仅未能走出"以官治求自治"的老路,反而越走越远。同时,保甲本身也无多大成效。

20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流变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学创作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文艺大众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等左联理论与创作主张,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戏剧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抗战的到来,“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救亡”平息了新旧剧论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成为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左联以“国防戏剧”“旧剧现代化”为主张,戏曲界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中,戏曲的功用和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思想统制与文化消费:20世纪30年代教育电影在南京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意欲通过电影宣传国家民族主义,动员国民参与到民族国家建设中。作为官方主导的电影活动,教育电影运动以南京为中心,逐渐向全国推广。教育电影运动在南京地区凭借电影放映内容政治化、电影放映方法多元化、电影放映程序规范化中获得较大发展,并对南京电影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不但丰富了南京电影消费的内涵,也增强了南京电影消费的民族主义气氛。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对旗袍时尚的价值塑造

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时尚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目前学界有关20世纪30年代旗袍时尚的研究成果,鲜有触及电影媒介在大众传播中对旗袍时尚伦理价值的塑造问题。文章拟对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影像进行挖掘,结合报刊、杂志等文献资料,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旗袍时尚的价值内涵与传播规律,总结该时期的中国电影人是如何运用旗袍这种“有意味”的视觉符号语言讲述故事、传递价值与情感,并使之成为标示社会新风、引导大众时尚的有效媒介。

纾解人格异化——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的社会文化功用

20世纪30年代,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人格异化现象加剧。本土明星业通过提高明星的曝光率、指明明星与大众的相似性、塑造明星自觉自由的个性、渲染明星的美貌等手段,建构了明星非凡的吸引力,又通过刊发明星日记、采访、传记、信件等方式,让明星自我表露。大众通过观看明星出演的影片、购买相关商品、给明星写信等方式给予回应。最终,明星与大众之间建立起准亲密关系。这样,大众从明星身上获得了归属感,也获得了人格有用的信心,从而纾解了异化焦虑。

20世纪30年代上海画报的编辑策略、文本形态与价值功能——以《良友》《时代》《中华》等画报为考察中心

画报参与“近现代”的叙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良友》等上海画报在文本形态和审美特质上,都呈现其他时代和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文化姿态和精神气度。一般而言,《良友》等上海画报的材料常分为“图片”和“文字”两类,它们采取“包罗万有”“兼收并蓄”取材方式,展示出一个“杂烩式”图文世界;同时这些画报通过“拼装”策略把不同意义的素材进行穿插、重组,形成活泼新鲜的图文版面;实际上这些画报以其快速的反应能力,敏感地捕捉都市时尚生活和流行事物,营建了关于都会现代性的一整套“摩登”想象。作为20世纪30年代都市的“混合媒介”,这些画报集新闻、文艺、科技等于一体,是新观念与新技术在特定时空中的结晶,它们所呈现的诉诸感官、零碎平面化的“通俗现代性”,正与现代那些有着明晰的启蒙、革命的“精英现代性”一道构成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双重复调。

乡村化城市:20世纪30年代前期游人眼中的曲阜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的旅游业得到初步发展，津浦铁路沿线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曲阜遂成为旅行社重点推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多数游客，抱着对孔子的敬意及对其后裔的好奇心抵达曲阜参观游览。但曲阜落后的交通、寥落的景点、衰败的社会经济和保守的社会风俗，让多数游客对曲阜城这个“乡村化城市”略感失望。游客们虽能肯定孔子及其历史地位，但已失去帝制时代的温情与敬意。在进步与革新思潮的影响下，孔子及其后裔在当时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曲阜也成为古老与落后的象征。

西方科学知识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广东土壤调查的兴起

土壤调查作为近代农业调查的重要内容,是近代西方农业科技引进中国的产物。地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广东,为了改良广东的土壤,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土壤调查。近代广东土壤调查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与近代全国的土壤调查同步启动,是当时中国开展土壤调查的重要区域。从知识史视角来看,近代广东土壤调查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起,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从清末民初就开始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本土化与本土科学知识累积的复杂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中,既包括了西方土壤科学知识传入下近代土壤学家群体的孕育,亦蕴含了近代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科学知识对中国本土地质及农业知识的再认识和再建构。

1930年代海峡两岸现代诗的颓废美学——以中国内地现代派、中国台湾风车诗社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海峡两岸现代诗中的“颓废”是转折时代、复杂社会、个人心性、美学偏好与外来文学思潮复合影响下的产物,它由颓废主义三要素——“身体”“女性”“死亡”及其衍生物搭建起基本框架,“声”“光”“色”的复杂调和、异质并置与矛盾修辞等手段辅以点缀。“文化错位”使两岸现代主义诗人尚未意识到“进步即颓废,颓废即进步”,“双重人格”又使其陷入“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纠结之中。30年代后期,时代变化引发文学生态的变化,大部分现代派诗人将“颓废”一扫而空,转身踏上“十字街头”,风车诗社诗人则纷纷选择封笔。战后在“跨越海峡的诗人”与“跨越语言的诗人”的共同努力下,两岸现代诗各自的传统与精神得以在台湾地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交会,这一“美学越境”现象值得用更大的视域加以观照。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之路

至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变革已由被动地接受外来的教育影响转向主动面向世界、寻求自身变革之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现代大学历史上两位赫赫有名的高等教育大家———蔡元培和梅贻琦,他们分别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依托,开始探索中国大学学术独立之路,历经学术理念创新、学术组织创新、学术体制创新,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一种真正意义上相对独立于其他活动的学术活动,实现了从观念到形成制度、从制度到实践使制度思想化的过程转变,从而使我国现代大学步入学术独立的殿堂。最后,从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大学传统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大学学术独立探索的个性特色和现实意义。

二三十年代农村合作社借贷资金的构成及其来源——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在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村合作运动 ,被认为是“救治农村”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 ,从合作社借贷资金的来源与构成状况上 ,我们可以看到合作社的社内资金极其微小 ,转而不得不依赖于社外资金 ,而社外资金对于农村合作社的支撑又极不稳定 ,从而无法保障农村合作乃至农村经济的复苏。

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贯分布——以吉隆坡福建义山收据为中心的考察

经过19世纪后期数十年的发展,吉隆坡由一个小城逐渐变成雪兰莪州的首府,来自中国的福建人的人数也逐渐增长。虽然并未能如广府人和客家人的数量之多,但也最终成为吉隆坡第三大方言社群。通过分析30年代福建义山收据,可以发现闽南方言群占福建籍人的八成以上。其中泉州下辖的安溪、南安、永春三县又分别成为其中占人数前三位的县份社群。20世纪上半叶安溪、南安、永春三县籍的成功"新客"就对吉隆坡福建人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防卫体制的变迁——邹平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比较研究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和邹平乡村建设派分别构建了一套比较典型的乡村保卫体制——邹平实验县的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这两种体制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历史上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也起过积极作用。对这两种体制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相当的史学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警的设立及其职业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警察的设立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国于30年代首次设立了女子警察,并对女警在教育、资格、任务、着装等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女子警察的设立一方面完善了警界体制,为警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强化了警务活动;另一方面给女子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缓减了社会压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同时,女子警察的设立,也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中国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20世纪30-40年代边政学的兴起

20世纪30-40年代勃然兴起的边政学是在外患日亟与国人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边疆研究向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与传统边疆研究相比,边政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讲求多学科参与,尤其侧重人类学和政治学等新兴学科,不再局限于历史地理。研究边政的新式学会和学术期刊大量涌现,也使边政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研究形态。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建设走向问题的论战

20世纪 3 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围绕“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的论争 ,实际上也是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有益尝试。经过激烈的争论交锋 ,双方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观点 ,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相融和趋同。并逐渐地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 ,即用“现代化”(亦称近代化 )这个新概念逐步取代了“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这些偏狭的概念 ,而且都认为 ,中国无论如何都应该尽快建成现代化的国家。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实施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陆续颁行了一系列有关地方自治的法令法规以巩固统治基础,发展地方事业。这些法令法规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影响,并使他的许多地方自治主张具体化、系统化。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不够成熟,地方自治法令法规本身存在严重问题,自治经费不能确定且筹措困难,以及党部与行政部门不能密切配合等原因,国民政府未能实现由官办自治向民办自治的转化,这次规模宏大的地方自治运动成效甚微。

政治、消费、性别：时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角力图谱——以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郎”为例的考察

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揭示,时尚作为一种文化场域,权力关系贯穿于生产与流行的每一个环节,背后充斥着各种权力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以这一理论视角来观照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语境,有助于探讨民国时期1930年代的时尚,尤其是"摩登女郎"这一时尚符号背后,政治、消费和性别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之间两两交织又不时转换的斗争与联合的复杂图景:国民党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与新兴消费主义合谋,生产出民族主义消费文化"国货"时尚,同时又与父权制性别意识形态联合,鼓吹"母职救国"压制女权,既遭到国民党内部的女权声音的批驳,更遭到处于边缘的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与女权主义的携手反抗;而处于上升时期的消费主义携隐含的帝国主义政治力量的支撑,以"摩登女郎"的魅力对官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成功的逃脱和反击。此时,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官方和左翼)连同女权又一齐对代表了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摩登女郎",进行了严厉的行政打压和舆论围剿。

论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币制紊乱的特征与弊端

一般认为,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中国实际实行的是银两本位,而事实上,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所坦言:“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忙于国内战争,无暇整顿币制,币制紊乱的状况一如北洋政府时期。无怪乎当时外人在对中国的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今人要想从当时的紊乱中理出一个头绪,绝非易事。我们只能化繁为简,尽可能就当时货币紊乱的特征与弊端作出归纳性的描述,以企对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的货币状况获得一整体性认识。

民国时期青海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

农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既能看到农民的生活程度,又能够折射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20世纪30-40年代,青海农村经济凋零,农家经济极为贫困,这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青海自古就是中原地区与青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通道,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经济文化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畜牧业始终伴随着农业相始终,农牧并重是其农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因此,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也呈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与学术界流行的"近代广大农民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利用一切空隙兼而从事一些纺织、采撷、编织等小手工业,从而形成个体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并不相一致。农牧结合的经营方式,使得畜产副业成为农家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极大地补助了农民生活及农家收入,体现出典型的农牧互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