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流变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学创作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文艺大众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等左联理论与创作主张,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戏剧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抗战的到来,“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救亡”平息了新旧剧论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成为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左联以“国防戏剧”“旧剧现代化”为主张,戏曲界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中,戏曲的功用和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思想统制与文化消费:20世纪30年代教育电影在南京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意欲通过电影宣传国家民族主义,动员国民参与到民族国家建设中。作为官方主导的电影活动,教育电影运动以南京为中心,逐渐向全国推广。教育电影运动在南京地区凭借电影放映内容政治化、电影放映方法多元化、电影放映程序规范化中获得较大发展,并对南京电影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不但丰富了南京电影消费的内涵,也增强了南京电影消费的民族主义气氛。

西方科学知识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广东土壤调查的兴起

土壤调查作为近代农业调查的重要内容,是近代西方农业科技引进中国的产物。地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广东,为了改良广东的土壤,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土壤调查。近代广东土壤调查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与近代全国的土壤调查同步启动,是当时中国开展土壤调查的重要区域。从知识史视角来看,近代广东土壤调查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起,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从清末民初就开始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本土化与本土科学知识累积的复杂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中,既包括了西方土壤科学知识传入下近代土壤学家群体的孕育,亦蕴含了近代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科学知识对中国本土地质及农业知识的再认识和再建构。

20世纪30年代国人对陕西矿产地理的认识

研究20世纪30年代国人对陕西矿产地理的认识,挖掘其历史背景、内容、成因及意义,可加深今人对近代国人地理认识活动的了解。本文通过分析相关史料,可知国人是在挽救边疆危机、开发西北的背景下,认识到陕西矿产具有蕴量巨大、种类多样、分布极广、开发程度不高的特征。该认识的形成与陕西矿产地理实况和国人知识背景有关,对地理知识生产、西北开发和陕西地位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对旗袍时尚的价值塑造

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时尚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目前学界有关20世纪30年代旗袍时尚的研究成果,鲜有触及电影媒介在大众传播中对旗袍时尚伦理价值的塑造问题。文章拟对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影像进行挖掘,结合报刊、杂志等文献资料,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旗袍时尚的价值内涵与传播规律,总结该时期的中国电影人是如何运用旗袍这种“有意味”的视觉符号语言讲述故事、传递价值与情感,并使之成为标示社会新风、引导大众时尚的有效媒介。

20世纪30年代地貌学的学科标准化过程初探

地貌学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20世纪初现代地貌学理论陆续被中国学者译介到国内,其学科标准化进程伴随着对中国地貌的本土化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正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地貌学理论主要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黄土风成说”和美国学者戴维斯的“侵蚀循环学说”,其中后者对国内地理学界影响更大。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基于现代地貌学学科标准对中国特殊地貌开展的开创性考察研究,为此后中国地貌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向左转”的内面“秀”场——论丁玲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的风景书写与主体建构

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1930—1933)是丁玲“向左转”的创作阶段,缠绕着个人与时代的相互碰撞,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两重空间,她的思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最为复杂。然而“风景”是丁玲擅长的书写策略,以作品中的风景为媒介,“在场”与“不在场”的外在装置解码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自我纠结,地理场域的视点转移也烛照出乡村革命的蓬勃生机。总的来说,“向左转”的风景书写自然带有左翼风景描写的整体特征,但丁玲“向左转”之路是一条渐进的思想轨迹,田园牧歌的诗意书写承载了她的审美个性,深挚的乡恋情结与大胆的色彩构图也让她步出左翼的合流,架设了偏向内面的风景“秀”场。再访丁玲的“向左转”之路,观照独具魅力的风景书写是深入其主体建构的有效途径。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纾解人格异化——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的社会文化功用

20世纪30年代,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人格异化现象加剧。本土明星业通过提高明星的曝光率、指明明星与大众的相似性、塑造明星自觉自由的个性、渲染明星的美貌等手段,建构了明星非凡的吸引力,又通过刊发明星日记、采访、传记、信件等方式,让明星自我表露。大众通过观看明星出演的影片、购买相关商品、给明星写信等方式给予回应。最终,明星与大众之间建立起准亲密关系。这样,大众从明星身上获得了归属感,也获得了人格有用的信心,从而纾解了异化焦虑。

20世纪30年代我国太极操的发展述评

太极操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对太极操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短板。太极操兴起后,在学校和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如在学校中,主要体现为提倡学校教员学习太极操、开设太极操讲习班、创办太极操研究会、将太极操列为运动会项目等;在社会上,主要体现为参加运动会开幕及闭幕表演、儿童节表演、报纸和讲义的舆论宣传等。不仅如此,太极操还走出国门,远播海外。太极操的全面广泛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上海画报的编辑策略、文本形态与价值功能——以《良友》《时代》《中华》等画报为考察中心

画报参与“近现代”的叙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良友》等上海画报在文本形态和审美特质上,都呈现其他时代和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文化姿态和精神气度。一般而言,《良友》等上海画报的材料常分为“图片”和“文字”两类,它们采取“包罗万有”“兼收并蓄”取材方式,展示出一个“杂烩式”图文世界;同时这些画报通过“拼装”策略把不同意义的素材进行穿插、重组,形成活泼新鲜的图文版面;实际上这些画报以其快速的反应能力,敏感地捕捉都市时尚生活和流行事物,营建了关于都会现代性的一整套“摩登”想象。作为20世纪30年代都市的“混合媒介”,这些画报集新闻、文艺、科技等于一体,是新观念与新技术在特定时空中的结晶,它们所呈现的诉诸感官、零碎平面化的“通俗现代性”,正与现代那些有着明晰的启蒙、革命的“精英现代性”一道构成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双重复调。

20世纪30年代上海晚报时代曲史料研究

1937年前发行于上海地区的四份晚报——《大晚报》《新夜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包含有丰富的时代曲史料。这些史料呈现了时代曲在20纪30年代的传播方式,见证了时代曲对抗日救亡音乐思潮的呼应,记录了社会大众对时代曲的真实观感,对研究近代时代曲乃至近代上海区域音乐史,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20世纪30年代的《瓯海渔业志》研究

《瓯海渔业志》是20世纪30年代浙江省为推进渔业经济发展,鼓励各地、各部门编写渔业报告或渔业志的背景下完成的。该书的主要内容由渔业概况、渔民社会生活与团体、渔业行政以及渔盐管理等部分组成,并收录大量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统计数据及图表。《瓯海渔业志》具备近代中国志书改革后出现的广增图表、修志为用、详今略古等新特征。《瓯海渔业志》系统且准确的渔业经济与渔业行政管理活动记载为近代浙江海洋渔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20世纪30年代黄山图像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热点是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山水画。名山大川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题材,在20世纪黄山成为画家笔下的重要母题。有关黄山的绘画,在20世纪不同阶段具有独特的时代特色。文章综述了20世纪30年代黄山画景的概况,具体以三类模式即绘画风格学、文化社会学、绘画比较学进行阐述。从研究中明确艺术家们创作的方式,分析近现代中国画变革与社会、时代变迁的紧密关联,以及20世纪中国画的自省与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之路

至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变革已由被动地接受外来的教育影响转向主动面向世界、寻求自身变革之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现代大学历史上两位赫赫有名的高等教育大家———蔡元培和梅贻琦,他们分别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依托,开始探索中国大学学术独立之路,历经学术理念创新、学术组织创新、学术体制创新,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一种真正意义上相对独立于其他活动的学术活动,实现了从观念到形成制度、从制度到实践使制度思想化的过程转变,从而使我国现代大学步入学术独立的殿堂。最后,从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大学传统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大学学术独立探索的个性特色和现实意义。

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党政权定鼎南京后极力推行的一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抗战前,江苏省率先进行农村合作运动,并为之设立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与金融部门江苏省农民银行;出台了种种有利于合作社业务展开的举措,如加大农贷资金、采用多种贷款方式、限制借贷利率等。这些作法在加速江苏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改变了乡村借贷的传统格局,促使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由于当时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彻底变革,难以达到国民政府之初衷,然改良农村的努力则不应忽视。

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贯分布——以吉隆坡福建义山收据为中心的考察

经过19世纪后期数十年的发展,吉隆坡由一个小城逐渐变成雪兰莪州的首府,来自中国的福建人的人数也逐渐增长。虽然并未能如广府人和客家人的数量之多,但也最终成为吉隆坡第三大方言社群。通过分析30年代福建义山收据,可以发现闽南方言群占福建籍人的八成以上。其中泉州下辖的安溪、南安、永春三县又分别成为其中占人数前三位的县份社群。20世纪上半叶安溪、南安、永春三县籍的成功"新客"就对吉隆坡福建人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边缘”思考“主流”——20世纪20-30年代厦门大学史学研究趋向探析

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与当时的史学发展潮流亦步亦趋,主要体现在趋向科学化的史学研究理念、主流与地域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实践和注重现实的史学关怀等方面。这些研究趋向表明,厦门大学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处于学术的边缘,反而由于国学院的创办而产生了学术自觉,与主流思潮颇多应和之处;同时又能因地制宜,利用厦门地处东南沿海的特殊文化资源拓展自具特点的研究领域。

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防卫体制的变迁——邹平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比较研究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和邹平乡村建设派分别构建了一套比较典型的乡村保卫体制——邹平实验县的联庄会与新桂系民团。这两种体制有着一些相同的特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历史上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也起过积极作用。对这两种体制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相当的史学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警的设立及其职业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警察的设立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国于30年代首次设立了女子警察,并对女警在教育、资格、任务、着装等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女子警察的设立一方面完善了警界体制,为警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强化了警务活动;另一方面给女子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缓减了社会压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同时,女子警察的设立,也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