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文化名人旅寓青岛现象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抗日战争之前,大量文化名人寓居青岛,其中包括声名斐然的教育家、闻名遐迩的作家以及短期旅寓的众多文化名流等。这些文化名流的聚居和碰撞,使当时有"文化沙漠"之称的临海一隅青岛一跃成为30年代山东省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尽管旅寓时间不长,旅寓名流们不仅给青岛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旅寓文化遗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青岛城市文化的格调和高度。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还乡叙事及意义建构

现实生活、时代环境与文学创作有密切的关联,是作家进行叙事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时局处于持续的动荡中,工农群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具有强烈政治觉悟的左翼作家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时代使命,他们借助文学创作表达革命诉求、传递革命理想,在叙事作品中塑造了具有进步思想的阶级群像,透过这些作品能够看到作家为寻找乡村新秩序构建途径所作出的种种探索。以左翼文学的叙事图式为研究核心,分析其多元化的还乡叙事模式及书写意义的建构过程。

思想统制与文化消费:20世纪30年代教育电影在南京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意欲通过电影宣传国家民族主义,动员国民参与到民族国家建设中。作为官方主导的电影活动,教育电影运动以南京为中心,逐渐向全国推广。教育电影运动在南京地区凭借电影放映内容政治化、电影放映方法多元化、电影放映程序规范化中获得较大发展,并对南京电影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不但丰富了南京电影消费的内涵,也增强了南京电影消费的民族主义气氛。

20世纪30年代“读经”论争与经学最终回归学术

“读经”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了东亚文化圈,却在近代受到全方位质疑且数度跌入谷底。清末民国社会各界围绕是否“读经”产生了三次大范围论争。三次论争,均与中外政局密切相关,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第三次论争,相较前两次论争,已是“读经”退出政治、教育制度层面,逐渐从民众社会生活层面淡化阶段。此时,研读儒家经籍渐趋进入“经学史”时代,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史学、哲学、文学分化,回到学术本身,成为“专家之学”这一最终归途。此次“读经”与否的论争,使得各界对“经”之认识与以往的打破阶层壁垒、经世致用期待进一步拉开距离,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思想革新及社会生产力逐渐变革的潜在标志,亦为中西对话背景下的重要论域之一。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建设走向问题的论战

20世纪 3 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围绕“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的论争 ,实际上也是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有益尝试。经过激烈的争论交锋 ,双方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观点 ,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相融和趋同。并逐渐地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 ,即用“现代化”(亦称近代化 )这个新概念逐步取代了“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这些偏狭的概念 ,而且都认为 ,中国无论如何都应该尽快建成现代化的国家。

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在上海

本文以30年代的郑伯奇为个案,考察了商业主义与左翼意识形态相互缝合的关系,以及“大众化”与“通俗化”在都市文化背景下的融合。作为“良友”的职员,郑伯奇既是左翼文艺、也是海派文化的生产者,身处市场之中,其文化身份发生了分裂。游走于电影、戏剧、文学之间,郑伯奇又试图移用左翼电影的经验来解决小说“大众化”问题,提出了“新通俗文学”“大众化或通俗化”等概念。他的思路在文学界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却是对30年代左翼文艺(尤其是电影、戏剧)进入市场后发展途径的一个理论说明。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20世纪30年代“小品文热”的文化学透视

1930年代初中期小品文期刊的繁荣以及林语堂所鼓动起幽默闲适小品文的热潮,是30年代上海文化工业起步和兴盛的结果。围绕小品文热而产生的种种争论辩驳,则凸显出现代作家对商业化文化机制或顺从或警觉或抵抗的心理。借助文化学的视角将有助于我们对30年代小品文现象的发生与变化过程进行重新阐释。

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不以文化“围剿”为视角

1929年,面对左翼文学的冲击,国民党推出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但因为理论贫乏、组织不力,不久便在左翼作家和自由派文人的抵制下败下阵来。1930年,为配合蒋介石与胡汉民之党争,同时也旨在与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中央宣传部争夺话语权,CC派把持的中央组织部又揭櫫了民族主义文艺旗号,一方面抨击左翼文学,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发起之初一度颇具声势,然因自身组织涣散和持续内讧,亦很快遭遇重挫。在1934年文艺宣传会议的推动下,兼之宣传策略的调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逐渐重振旗鼓。其复苏与再起,对左翼文坛的转向或不无刺激,同时也为抗战文学的兴起做了一定铺垫,但其浓厚的御用性质却始终为人诟病。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面对国民党编织的严密文网,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利用一切办法,如通过形式的伪装和向中立甚至国民党报刊渗透,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20世纪30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人文化心态分析

“地之子”的自我形象与“乡下人”心态 ,是生活和创作于 1 930年代“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的一批诗人作家们的一种特殊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了他们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文化选择、向往“自然”、“原始”美的审美趣味 ,以及坚守纯文学立场的文学信仰等多方面思想内涵 ;同时 ,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独特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

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移风易俗——以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新桂系在与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势的斗争中落败,被迫把战略目标移回广西。为了配合其“新政”,广西当局采取了移风易俗的措施,他们试图通过改革将民众引向现代文明以巩固其统治,但没有成功。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探讨这一时期移风易俗,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与风俗、社会变迁、文明的关系。

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现代化--以《独立评论》为例

《独立评论》的现代化观是全面性的,文化现代化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讨论内容。《独立评论》关于文化现代化的论争主要有四个方面:固有文化是劣多优无还是优劣并提?读经是有用还是无用?国医是玄虚还是科学?西化是全盘还是部分?在《独立评论》知识分子的语境中,西化即现代化;他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旧文化与新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二元对立。其实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只是基于中国文化的惰性太大、暮气太深,必须矫枉过正,充分学习西方文化,才能使国家富强和现代化。这种文化取向一是与他们留学欧美的西方学术背景有关,二是五四新文化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延续。

20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流变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学创作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文艺大众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等左联理论与创作主张,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戏剧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抗战的到来,“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救亡”平息了新旧剧论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成为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左联以“国防戏剧”“旧剧现代化”为主张,戏曲界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中,戏曲的功用和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理性与乡情——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取向

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文化碰撞、对峙和冲突中 ,2 0世纪 30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化取向呈多元化态势。对国民劣根性的理性批判精神仍有所延续 ,左翼作家又着力发掘、张扬了农民身上的反抗、革命等肯定性因素 ,以废名。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的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书写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文化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书写。关于消费情形和状况主要书写了两个方面:一是奢侈、豪华、铺排的,二是贫穷、困顿、窘迫的;关于消费资源受损、消费条件不足的群体维护,以及争取消费资源、条件的事实,既书写了其自身的维护和争取,也书写了企业领导和基层干部为维护其权益而采取的举措。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还集中呈现了一些官员、商人和女性对个人消费资源的贪婪攫取和大肆侵吞。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消费文化书写的意图在于审视、反思和质疑、批判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

音乐与认同:从《野狼disco》探讨20世纪90年代东北青年亚文化

在2019年夏季,《中国新说唱》节目的热播再次将嘻哈音乐推向中国内地的流行文化前沿。该节目不仅延续了前作的成功,还在多个层面实现了创新,赢得了广泛的观众认可。其中,《野狼disco》这首歌曲在节目中短暂亮相,因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主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首歌曲的广泛传播,不仅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化意涵和多样的文化特性,而且反映了社会差异和隔阂的消解。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之路

至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变革已由被动地接受外来的教育影响转向主动面向世界、寻求自身变革之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现代大学历史上两位赫赫有名的高等教育大家———蔡元培和梅贻琦,他们分别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依托,开始探索中国大学学术独立之路,历经学术理念创新、学术组织创新、学术体制创新,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一种真正意义上相对独立于其他活动的学术活动,实现了从观念到形成制度、从制度到实践使制度思想化的过程转变,从而使我国现代大学步入学术独立的殿堂。最后,从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大学传统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大学学术独立探索的个性特色和现实意义。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