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80年代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的范式特征研究

20世纪50-80年代,丝绸产品为助力国内经济复苏和出口贸易创汇做出了贡献,随着技术、工艺、纤维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设计生产了大批用于内销和外销丝绸新花色、新品种。此研究以范式理论为基本依据,以当时重要的丝绸品种之一——织锦缎为主要对象,从图像学、文献学等角度,分析、探讨了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观念、方式的演变过程,设计范式的转换途径及相异模式,同时也阐释了丝绸设计范式发展与政治、社会、经济、人文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现代丝绸设计范式的发展与建构提供相应的启示。

再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社会再现

“八十年代叙述”一度导致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失语,实则它在社会再现方面的成绩不仅优于精英本位的古代士大夫文学与现代“抒情派”文学,甚至较之《白鹿原》等新历史主义叙述也更切近的“低层中国”之主要事实。当然,“见”与“不见”总是缠绕并至,此种社会再现是阶级话语与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本土逻辑竞争、博弈的结果,其间也多有对社会实相的删减、改写与虚构,然而这未必可以理解为虚假,其所涉及的事关共同富裕、平等、劳动之文化建构,正是中国革命旨在争取弱者生存权利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20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流变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学创作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文艺大众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等左联理论与创作主张,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戏剧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抗战的到来,“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救亡”平息了新旧剧论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成为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左联以“国防戏剧”“旧剧现代化”为主张,戏曲界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中,戏曲的功用和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思想统制与文化消费:20世纪30年代教育电影在南京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意欲通过电影宣传国家民族主义,动员国民参与到民族国家建设中。作为官方主导的电影活动,教育电影运动以南京为中心,逐渐向全国推广。教育电影运动在南京地区凭借电影放映内容政治化、电影放映方法多元化、电影放映程序规范化中获得较大发展,并对南京电影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不但丰富了南京电影消费的内涵,也增强了南京电影消费的民族主义气氛。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西方科学知识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广东土壤调查的兴起

土壤调查作为近代农业调查的重要内容,是近代西方农业科技引进中国的产物。地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广东,为了改良广东的土壤,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土壤调查。近代广东土壤调查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与近代全国的土壤调查同步启动,是当时中国开展土壤调查的重要区域。从知识史视角来看,近代广东土壤调查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起,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从清末民初就开始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本土化与本土科学知识累积的复杂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中,既包括了西方土壤科学知识传入下近代土壤学家群体的孕育,亦蕴含了近代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科学知识对中国本土地质及农业知识的再认识和再建构。

中国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20世纪30-40年代边政学的兴起

20世纪30-40年代勃然兴起的边政学是在外患日亟与国人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边疆研究向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与传统边疆研究相比,边政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讲求多学科参与,尤其侧重人类学和政治学等新兴学科,不再局限于历史地理。研究边政的新式学会和学术期刊大量涌现,也使边政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研究形态。

在“边缘”思考“主流”——20世纪20-30年代厦门大学史学研究趋向探析

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与当时的史学发展潮流亦步亦趋,主要体现在趋向科学化的史学研究理念、主流与地域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实践和注重现实的史学关怀等方面。这些研究趋向表明,厦门大学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处于学术的边缘,反而由于国学院的创办而产生了学术自觉,与主流思潮颇多应和之处;同时又能因地制宜,利用厦门地处东南沿海的特殊文化资源拓展自具特点的研究领域。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对旗袍时尚的价值塑造

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时尚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目前学界有关20世纪30年代旗袍时尚的研究成果,鲜有触及电影媒介在大众传播中对旗袍时尚伦理价值的塑造问题。文章拟对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影像进行挖掘,结合报刊、杂志等文献资料,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旗袍时尚的价值内涵与传播规律,总结该时期的中国电影人是如何运用旗袍这种“有意味”的视觉符号语言讲述故事、传递价值与情感,并使之成为标示社会新风、引导大众时尚的有效媒介。

民国时期青海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

农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既能看到农民的生活程度,又能够折射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20世纪30-40年代,青海农村经济凋零,农家经济极为贫困,这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青海自古就是中原地区与青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通道,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经济文化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畜牧业始终伴随着农业相始终,农牧并重是其农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因此,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也呈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与学术界流行的"近代广大农民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利用一切空隙兼而从事一些纺织、采撷、编织等小手工业,从而形成个体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并不相一致。农牧结合的经营方式,使得畜产副业成为农家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极大地补助了农民生活及农家收入,体现出典型的农牧互补效应。

银行资助与农村内生金融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对培育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探讨

如何建立农民"自有自营自享"的农村内生金融组织,是近代中国农村金融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之一。20世纪20-30年代对培育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探讨表明:农村信用社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在农村经济衰败的情况下需要银行出资推动建立。这一主张体现了经济合理性,但银行的出资者身份易使其成为农村信用社的最终决策者,银行的逐利行为往往使农村信用社在组织建设上疏离贫农与民主管理。由银行资助而形成的农村内生金融组织容易与农民产生隔膜,农村内生金融组织应当在健全内部制度的基础上引入银行资金。

20世纪30-50年代两种农业合作社的比较研究

20世纪30~50年代,国共两党都试图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社来消除农民贫困问题。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国共两党所建立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合作社的进退机制上,法律文本中都规定社员享有自愿入社与自由退社的权利,但在实际中并未切实执行;二是在产权安排上,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业合作社实行私有产权,新中国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实行公有产权;三是在民主管理方面,两党都强调合作社要实行社员的民主管理,但在实际中社员并不具有对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权;四是在利益体现方面,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业合作社体现了地主和富农利益,新中国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则较好地体现了贫农和中农利益。国民党所建立的合作社蜕变成为富人剥削穷人的工具,最终被穷人所抛弃;共产党建立的合作社,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对于提高贫下中农的政治经济地位、消除贫富分化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华侨在广西的投资与侨乡发展

新桂系统治之初,广西地方政府通过派员前往海外宣传,热情接待回国考察实业的华侨等举措,积极吸引海外华侨回到广西投资兴业。至20世纪30-40年代海外华侨在广西从事矿业与农垦等方面的投资之时,广西地方政府采用共同合资、向侨商提供贷款与保护等诸多措施为侨商提供便利。海外侨资的引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广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密切了华侨与祖国之间的联系。二者在共同促进广西侨乡新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广西侨乡民众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以《独立评论》为例

20世纪30年代,早在《申报月刊》进行中国现代化大讨论之前,《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就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如统一与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及统一与建设之间的关系;政权统一是靠武力还是靠政治抑或是靠经济;建设应无为还是有为;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工业化、是复兴农村还是农村工业;留学是盲目还是理智等等。《独立评论》知识分子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了各自的才智,他们的言论虽带有一些理想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民党当局的决策,他们虽"言人人殊"却又"殊途同归"——企盼中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

20世纪20-30年代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

20世纪20-30年代,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女子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以及妇女自身的因素,使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女子教育状况发生变化的范围极其狭窄。某种意义上说,女子接受教育与"妇女解放"只是城市以及沿海发达开明地方少数女子的"特权",在相对传统的城镇,尤其是广大内地的农村,绝大多数的中国仍然生活在远离"解放"之中。有些已经得到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放"的妇女,也没有在事实上特别是精神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20世纪30年代国人对陕西矿产地理的认识

研究20世纪30年代国人对陕西矿产地理的认识,挖掘其历史背景、内容、成因及意义,可加深今人对近代国人地理认识活动的了解。本文通过分析相关史料,可知国人是在挽救边疆危机、开发西北的背景下,认识到陕西矿产具有蕴量巨大、种类多样、分布极广、开发程度不高的特征。该认识的形成与陕西矿产地理实况和国人知识背景有关,对地理知识生产、西北开发和陕西地位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年代地貌学的学科标准化过程初探

地貌学是现代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20世纪初现代地貌学理论陆续被中国学者译介到国内,其学科标准化进程伴随着对中国地貌的本土化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正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地貌学理论主要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黄土风成说”和美国学者戴维斯的“侵蚀循环学说”,其中后者对国内地理学界影响更大。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基于现代地貌学学科标准对中国特殊地貌开展的开创性考察研究,为此后中国地貌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向左转”的内面“秀”场——论丁玲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的风景书写与主体建构

20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1930—1933)是丁玲“向左转”的创作阶段,缠绕着个人与时代的相互碰撞,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两重空间,她的思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最为复杂。然而“风景”是丁玲擅长的书写策略,以作品中的风景为媒介,“在场”与“不在场”的外在装置解码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自我纠结,地理场域的视点转移也烛照出乡村革命的蓬勃生机。总的来说,“向左转”的风景书写自然带有左翼风景描写的整体特征,但丁玲“向左转”之路是一条渐进的思想轨迹,田园牧歌的诗意书写承载了她的审美个性,深挚的乡恋情结与大胆的色彩构图也让她步出左翼的合流,架设了偏向内面的风景“秀”场。再访丁玲的“向左转”之路,观照独具魅力的风景书写是深入其主体建构的有效途径。

纾解人格异化——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的社会文化功用

20世纪30年代,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人格异化现象加剧。本土明星业通过提高明星的曝光率、指明明星与大众的相似性、塑造明星自觉自由的个性、渲染明星的美貌等手段,建构了明星非凡的吸引力,又通过刊发明星日记、采访、传记、信件等方式,让明星自我表露。大众通过观看明星出演的影片、购买相关商品、给明星写信等方式给予回应。最终,明星与大众之间建立起准亲密关系。这样,大众从明星身上获得了归属感,也获得了人格有用的信心,从而纾解了异化焦虑。

20世纪30年代我国太极操的发展述评

太极操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对太极操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短板。太极操兴起后,在学校和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如在学校中,主要体现为提倡学校教员学习太极操、开设太极操讲习班、创办太极操研究会、将太极操列为运动会项目等;在社会上,主要体现为参加运动会开幕及闭幕表演、儿童节表演、报纸和讲义的舆论宣传等。不仅如此,太极操还走出国门,远播海外。太极操的全面广泛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