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80年代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的范式特征研究

20世纪50-80年代,丝绸产品为助力国内经济复苏和出口贸易创汇做出了贡献,随着技术、工艺、纤维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设计生产了大批用于内销和外销丝绸新花色、新品种。此研究以范式理论为基本依据,以当时重要的丝绸品种之一——织锦缎为主要对象,从图像学、文献学等角度,分析、探讨了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观念、方式的演变过程,设计范式的转换途径及相异模式,同时也阐释了丝绸设计范式发展与政治、社会、经济、人文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现代丝绸设计范式的发展与建构提供相应的启示。

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20世纪80年代西欧服饰时尚发展与中国外销印花绸设计范式的“革命性”转换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外销印花绸从零售市场为主的“匹料化”设计,向以服装流行趋势、服用性为主要目的“件料化”设计转换的关键时期。此研究以西欧服饰时尚的变革为基本历史情景,以国内外历史文献为依据,探讨了引发中国外销印花绸设计范式“革命性”转换的主要外因与内因,以及我国外销印花绸设计范式在观念、模式、方法等方面转换的主要途径、特征和相关影响,为中国现代丝绸设计史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线索和案例。

设计社会学视角下20世纪80年代印花纹样设计研究

为探究20世纪80年代印花纹样的设计关系,以期为时下设计面对沿用题材,国外流行趋势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提供借鉴。文章从设计社会学视角,对印花纹样设计的社会关系、本体特征、设计社会学价值展开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印花纹样设计发展受国家重视、市场追求、理论体系构建的影响,在题材、造型、色彩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反映出时代工艺技术的发展、政策导向、大众审美、更是民族和时代进步的缩影。

再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社会再现

“八十年代叙述”一度导致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失语,实则它在社会再现方面的成绩不仅优于精英本位的古代士大夫文学与现代“抒情派”文学,甚至较之《白鹿原》等新历史主义叙述也更切近的“低层中国”之主要事实。当然,“见”与“不见”总是缠绕并至,此种社会再现是阶级话语与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本土逻辑竞争、博弈的结果,其间也多有对社会实相的删减、改写与虚构,然而这未必可以理解为虚假,其所涉及的事关共同富裕、平等、劳动之文化建构,正是中国革命旨在争取弱者生存权利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的回顾与反思

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经典著作承载着马克思主义最本真的思想,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我国对经典著作的诠释经历了从翻译介绍到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重新解读,从挣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羁绊到走上学术自觉的道路,并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经典著作的诠释主要表现为文献考证、文本解读和方法论探析三个方面,且呈现出与现实需要紧密相连、热点集中、路径多维等特点。基于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的现状,形成以下三点优化建议:增强理论自信,在“两个结合”中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诠释话语体系;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研究;方法建设与人才建设并重。

20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理论与批评的流变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学创作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文艺大众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等左联理论与创作主张,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戏剧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抗战的到来,“抗战”成为时代的主题,“救亡”平息了新旧剧论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成为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左联以“国防戏剧”“旧剧现代化”为主张,戏曲界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中,戏曲的功用和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思想统制与文化消费:20世纪30年代教育电影在南京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意欲通过电影宣传国家民族主义,动员国民参与到民族国家建设中。作为官方主导的电影活动,教育电影运动以南京为中心,逐渐向全国推广。教育电影运动在南京地区凭借电影放映内容政治化、电影放映方法多元化、电影放映程序规范化中获得较大发展,并对南京电影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不但丰富了南京电影消费的内涵,也增强了南京电影消费的民族主义气氛。

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蒙古族舞蹈创作审美特征及其趋向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曾经发生一场关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生命力的讨论,民间舞蹈对当代社会的适应能力,进一步继承发展的可能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质疑。这一时期的蒙古族舞蹈创作在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坚持了民族的、生活的审美观念,不断寻求和挖掘蒙古族深厚的文化与精神内核,彰显出极强的适应性与生命力。本文将结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蒙古族经典舞蹈作品,从创作的主题、结构、动作编排等方面来分析其审美特征及审美观念的发展趋向。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观念的踪迹——20世纪80年代“电影性”问题的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关于“电影性”“戏剧性”“文学性”及电影“现代化”的论辩体现出追求新颖性的悖论。“电影性”或“电影化”的自觉是在1980年代初“新启蒙”的西方话语与国内“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合谋的语境中,重回电影本体论与审美论的必然归宿。主体论践行以人为目的和中心的思想启蒙,追随“思想/文化/精神”的宏大叙事,在思维模式上是“反映论”的一体两面。作为形式主体,“审美论”按照表象直接性的知觉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作为合生主体,“反映论”按照因果效验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二者各有其动力因与终极因。

西方科学知识的本土化:20世纪30年代广东土壤调查的兴起

土壤调查作为近代农业调查的重要内容,是近代西方农业科技引进中国的产物。地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广东,为了改良广东的土壤,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土壤调查。近代广东土壤调查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与近代全国的土壤调查同步启动,是当时中国开展土壤调查的重要区域。从知识史视角来看,近代广东土壤调查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起,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从清末民初就开始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本土化与本土科学知识累积的复杂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中,既包括了西方土壤科学知识传入下近代土壤学家群体的孕育,亦蕴含了近代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科学知识对中国本土地质及农业知识的再认识和再建构。

《历史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文学

《历史文学》是由花城出版社主办的一份刊物,创刊于1983年,于1986年年底停刊。在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中,《历史文学》也许微不足道,其忽兴与忽衰并未引起多少人关注,甚至不少人至今还不知有其存在,但作为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以历史文学创作为宗旨的文学刊物,它自有其办刊思路与理念。它通过发表小说、诗歌、电影、电视、戏剧、随笔、札记、译作、评论、研究等,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爆热到逐渐降温而趋于平缓的历史文学思潮相呼应。

20世纪80年代文论界探讨“体系”的四个向度

文艺理论的体系建设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界讨论的焦点话题。它主要涉及以下四个向度:一是对“四人帮”文艺理论体系的批判与反思;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坚持与发展;三是对要否建立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的争议;四是对如何建立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的探索。当年这些思想活跃的讨论既积累了诸多正面的经验,也留下了一些负面的教训。梳理并重审这些议题,能够为现今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镜。

20世纪80年代影视作品对国内牛仔服装的影响

分析影视作品对牛仔服装的推广作用,以及牛仔服装对20世纪80年代着装行为和审美认知的影响。

中国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20世纪30-40年代边政学的兴起

20世纪30-40年代勃然兴起的边政学是在外患日亟与国人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边疆研究向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与传统边疆研究相比,边政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讲求多学科参与,尤其侧重人类学和政治学等新兴学科,不再局限于历史地理。研究边政的新式学会和学术期刊大量涌现,也使边政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研究形态。

在“边缘”思考“主流”——20世纪20-30年代厦门大学史学研究趋向探析

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与当时的史学发展潮流亦步亦趋,主要体现在趋向科学化的史学研究理念、主流与地域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实践和注重现实的史学关怀等方面。这些研究趋向表明,厦门大学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处于学术的边缘,反而由于国学院的创办而产生了学术自觉,与主流思潮颇多应和之处;同时又能因地制宜,利用厦门地处东南沿海的特殊文化资源拓展自具特点的研究领域。

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以20世纪80年代新闻传播学三种期刊为例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为了更好地向前看，需要适当地向后看，了解我们从何处来，才能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为此，我们特别留意了改革开放初期创办的三种新闻传播学期刊——《新闻学论集》（1980-1999，2007年复刊）、《新闻学会通讯》（1980-1989）和《新闻学刊》（1985-1989）中的诸多内容。从中，我们可以回顾并发现许多当时或许不甚注意，或许习以为常，而今天看来却应该注意或改正的东西。本文拟对3刊中有关新闻传播学数学方法的使用做一些介绍与评论。

民国时期青海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以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心

农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既能看到农民的生活程度,又能够折射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20世纪30-40年代,青海农村经济凋零,农家经济极为贫困,这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青海自古就是中原地区与青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通道,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经济文化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畜牧业始终伴随着农业相始终,农牧并重是其农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因此,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也呈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与学术界流行的"近代广大农民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利用一切空隙兼而从事一些纺织、采撷、编织等小手工业,从而形成个体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并不相一致。农牧结合的经营方式,使得畜产副业成为农家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极大地补助了农民生活及农家收入,体现出典型的农牧互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