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与废名20世纪40年代的精神立场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废名战时在家乡黄梅近十年的避乱生活为底本,莫须有先生在现实中所遭遇到的衣食住行等具体问题都以废名的切身经历为据。观其所历,20世纪40年代之前废名的生活经历主要为北大求学—教书—交友—西山隐居,思想上偏重向“精神”层面求解。而黄梅避难意味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废名真正走向“世俗”生活层面,如何看待生活方式的改变给“自我”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如何解决一个知识分子掉进世俗的“魔障”中所面临的精神困惑,这是废名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精神危机”。以《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回溯性文本为寄托,废名用文学的感知方式触摸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置身于乡间或民间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在儒释道的“杂烩”中完成“自我”的精神修行,在格物致知的“理智”认识论中确立“为民”布道的知识分子精神立场。

20世纪40年代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选编及其形象建构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鲁迅作品在国文教材中的分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抗战后期,国统区“国定本”教材中鲁迅处于“缺席”状态。解放战争初期,以开明书店为代表的编者在教材选编过程中对鲁迅形象进行重构,随之出现了“中间状态”的鲁迅。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教材中的鲁迅被建构成“革命战士”的形象。20世纪40年代战时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形象”嬗变,折射出政治文化的变迁。

艺术探索与转型困顿——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转向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一种新的探索姿态。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构成沈从文文学生命的重要部分,是他精神心理与审美取向的具象化呈现。在此次艺术探索中,身体书写是叙事表达的重要途径,沈从文意在以生命的神性为旨归,追求肉体的精神升华和超越。“抽象的抒情”是他最终选择的艺术策略,主要体现为语词的技法和象征手法的使用。然而,抽象的艺术思维无法支撑沈从文那套宏大的思想体系,他的文字同样沉溺于无法清晰表达的焦虑之中。沈从文40年代的试验性小说创作引起的争议远多于对作品的正面评价,以失败告终。

试论20世纪40年代四川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构

20世纪 40年代 ,四川省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县各级组织纲要》 ,力图在社会基层建立各级“民意机构”。然而 ,由于未能充分发动广大基层民众来公正选举民意机构 ,而是以“公正士绅”来代表民意 ,并且着重把“民意机构”当作完成各种行政任务的工具 ,这就造成“民意机构”只代表地方士绅以及其他有产者的意志 ,在解决民众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募、征丁、吏治腐败等问题上作用十分有限。

20世纪40年代初关于“妇女回家”问题的论战

20世纪40年代初,国统区关于“妇女回家”问题的论战显示,主张“妇女回家”的封建守旧派依据了长期以来颇有影响的生理决定论,而反对“妇女回家”的先进人士则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了具有社会性别理论特征的理念,并取得了舆论胜利,但实际生活中却出现了空前规模的裁减女职员逆流。先进人士对“回家论”者的批驳因服从抗战需要,没有持续下去,因而这次对旧思想文化观念的清算并不彻底。

20世纪40年代新疆政局风暴与美国领事馆

美国驻新疆领事馆在国际“冷战”角逐中,在中亚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抗战后期,它利用援华遏苏楔入新疆,借支持国民党政府反对“三区革命”和“抑制“北塔山事件”而广泛活动,不断扩张势力和影响。最终在解放战争期间,逐步成为新疆各派反共势力的政治核心和行动指挥部,它的发展沿革与近代新疆政局风云息息相关,对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留下值得深思的启示。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

20世纪40年代中共政权下蒙古族学生用教科书的编纂使用情况述论

近代教科书研究应成为治近代教育史者主要考虑的对象。目前学术界对于蒙古民族教科书研究投注精力尚少。对于20世纪40年代内蒙古西、东部地区的蒙古族学生用教科书的编撰使用状况进行了初步梳理,梳理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蒙古族学生用教科书方面投注了极大的精力,其民族教育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其控制区内的蒙古族学生的教育内容。

20世纪40年代青海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式农贷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尽管存在重重阻力,但国家银行机构——中国农民银行等银行先后在青海西宁设立分支机构,中国农民银行通过青海地方当局及其下属机构,先后开展畜牧业、农业生产、农村集市贸易贷款业务,这不仅意味着首先向高利贷者提出挑战,使得青海农贷市场结构有所变化,旧式借贷系统所占市场份额有所下降;而且使得新式银行机构开始确立其在农贷市场上的地位。农贷业务不仅促使在青海建立起一套新的农贷制度,农贷银行也获得一定收益;而且促使农牧业生产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论20世纪40年代文学英雄形象的嬗变

20世纪 4 0年代是一个始终处在战火洗礼中的时代 ,英雄形象成为这时期文学中的一个中心。但 4 0年代文学中的许多英雄形象却严重匮乏自我精神和主体意识 ,相当长一段时间中 ,还出现了英雄形象的严重缺席。 4 0年代英雄形象塑造的背后 ,折射的是这时期文学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现象。

20世纪40年代左翼期刊译介俄苏文学文论的流派特色

20世纪40年代的左翼文艺界形成了以一些刊物为核心的几支带有流派特色的批评队伍。这些刊物在俄苏文学和文论的译介上展示了不同的理论个性。《七月》坚持文学的审美主体性理想,偏重文学理论的译介,关注非主流的文艺作品,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人性的意义;《文艺阵地》持主流立场与服务抗战的态度,重视苏联文坛的主流思想和作品,重视战争题材的作品和理论,重视文学"知识"的介绍;《中国文化》从政治高度思考文学的问题,大力译介苏联主流文论,并重视对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介绍。

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

20世纪40年代文学在战时中国充满转折与流动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丰富驳杂的文学史面貌。在"大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下,钱理群的研究以"历史交接期"与"多元化格局"的整体判断确立了40年代文学的总体构造;以"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为问题意识的核心,考察知识分子在转折时代的选择问题;并对一批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的文体实验做出了奠基性的开掘。

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赴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一批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裔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相继赴美。赴美华裔学者,到美后失去了在中国社会中的支援系统,但得到美国的研究环境,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20世纪40年代赴美的这一代华裔学者,可称之为协力培育和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者,他们对美国汉学有基础性贡献和推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引领美国汉学研究新方向。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主题

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 ,2 0世纪 40年代中国文学中表现出比较明确的回归传统主题倾向。这首先表现在其对于传统家国观念和道德伦理的肯定与宣扬上。它是战争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 ,又体现出对于现代性一定的背离。“土地”意识是 2 0世纪 40年代文学传统主题的另一个方面 ,其中所包含的珍爱土地和怀念土地主题 ,是民族危难国土沦丧时代现实的折射 ,也是传统爱国文化精神的迸发 ;而解放区文学对于传统土地关系变化所产生巨大影响的细致描述 ,既隐含着中国农民与土地间深厚的血脉联系 ,又体现出新旧政权的更迭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历史性变迁。

20世纪40年代的“生育节制”思潮及其历史地位

由于近代社会动荡,传统生育观蒂固根深,政府的不支持以及自身的种种局限,近代"生育节制"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走向衰微。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重要的生育观改革风暴,它不仅促进了近代妇女解放,也为重构近代生育观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日两国大学改革的若干比较

在中日两国百余年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发生在 2 0世纪 4 0年代末、5 0年代初的大学改革分别成为这两个国家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而且改革所形成的新的大学体制奠定了 2 0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基础。将中日两国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大学改革作一比较研究 ,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改革的背景、原因、过程、结果等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坚忍的期待与行动的意义——九叶诗人20世纪40年代诗作生命主题探析

九叶诗人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生代群落。在战火纷飞和观念错杂的历史情境下,他们深思着忍耐与行动、艺术与苦难、个人与社会等严肃命题,对战争岁月的生命主题展开了丰富的抒写。

20世纪40年代鄂西南的婚姻法秩序研究

20世纪40年代鄂西南婚姻法秩序的建构中,发生作用的不仅有包括国家法和民间习惯法在内的法的力量,而且有社会舆论、行政权力、宗族组织等社会力量。

论20世纪40年代美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新拓展

20世纪40年代是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摆脱了单一新闻职业训练的模式,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大众传播学开始进入原有的新闻教育视野,新闻传播教育初具规模,课程标准逐步趋于多样和成熟,一些相关的管理和学术研究团体相继成立,学术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