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玲创作中的审美现代性张力——兼及“20世纪40年代出生作家”的文化透视

叶文玲长期致力于"无尽人生爱与美"的书写,构筑了一个内容丰实、充满现代性审美张力的文本世界。文章在对其中的审美价值和文体机理进行解读的基础上,透视作家在应对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创作姿态和精神境遇,并以此文化个案,探讨20世纪40年代出生作家的群体性文化心理人格特征、精神样态、代际制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与废名20世纪40年代的精神立场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废名战时在家乡黄梅近十年的避乱生活为底本,莫须有先生在现实中所遭遇到的衣食住行等具体问题都以废名的切身经历为据。观其所历,20世纪40年代之前废名的生活经历主要为北大求学—教书—交友—西山隐居,思想上偏重向“精神”层面求解。而黄梅避难意味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废名真正走向“世俗”生活层面,如何看待生活方式的改变给“自我”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如何解决一个知识分子掉进世俗的“魔障”中所面临的精神困惑,这是废名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精神危机”。以《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回溯性文本为寄托,废名用文学的感知方式触摸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置身于乡间或民间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在儒释道的“杂烩”中完成“自我”的精神修行,在格物致知的“理智”认识论中确立“为民”布道的知识分子精神立场。

从另一角度看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紫砂名壶仿古

20世纪20至40年代,有几位宜兴制壶艺人,应聘在上海为他人做紫砂壶仿古,文献史料中多有提及。《郑逸梅选集》、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戴小京的《画坛圣手吴湖帆》等文献中都提到一重要人物汤临泽,并认为其是上海仿古高手。2019年6月2日,嘉德拍卖了一批汤临泽当年做紫砂仿古名壶时,胡经画的一批《名瓷名陶图谱》。从这批图稿中可以了解到仿古紫砂名壶的程序及制作过程。画素描稿、线描结构图(通常是另外标注好尺寸),配制各种工具,再由艺人打样、制作、烧成、做旧等。根据多方资料显示,这段时间在上海做仿古紫砂名壶的艺人有汪生义、蒋彦亭、王寅春、裴石民、顾景舟、范正根、蒋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回到家乡宜兴的这些人,在1954年12月28日,被宜兴当地组建的“蜀山紫砂工场”聘请为辅导员传授制壶技艺,为新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做仿古习得的精湛技艺以及审美的提高,使得早期的紫砂工艺厂制作技艺得到全面的传承,宜兴紫砂陶也荣获了新中国“名陶之首”的美誉[1]。本文将依据文献资料,简单梳理出紫砂名壶仿古的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

20世纪40年代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选编及其形象建构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鲁迅作品在国文教材中的分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抗战后期,国统区“国定本”教材中鲁迅处于“缺席”状态。解放战争初期,以开明书店为代表的编者在教材选编过程中对鲁迅形象进行重构,随之出现了“中间状态”的鲁迅。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教材中的鲁迅被建构成“革命战士”的形象。20世纪40年代战时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形象”嬗变,折射出政治文化的变迁。

论20世纪40、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原因——兼论中国现代作家后期创作现象

文章论析了从 2 0世纪 4 0年代到 5 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复杂原因。认为从30年代到 4 0年代的文学就逐渐开始了文学形态的某些转变 ,并影响着后一时期的转型 ;从 4 0年代开始 ,现代文学整体上呈现出艺术上的滑坡趋势。这种转型与滑坡现象的原因 ,除了社会环境的外部制约外 。

不同文本 不同声音——20世纪40年代男、女作家小说中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20世纪 40年代 ,男、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在塑造现代女性形象时是两种文本、两种声音。同是女性对个人的坚执 ,男作家看来是自私、残忍 ,女作家看来则为对自我的尊重 ,对自由的尊重 ;同是女性对欲望的狂炽 ,男作家看来是淫荡 ,女作家看来则是自我生命成熟的标志 ,自我生命意识的张扬。男作家看来 ,如此 ,女性解放走上了反面 ,女作家看来 ,如此仍不够 ,仍不足以撼动男性中心世界的根基 ;男作家的创作有一股郁结之气 ,女作家创作则让人感到世界荒凉。对于人们进一步思考男权社会里女性处境、地位和命运不无启发意义。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论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形态

作家迁徙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并有着多种不同的迁徙形态。具体而言,该年代作家迁徙可分为战争迫使型作家迁徙、政治取向型作家迁徙、生存需要型作家迁徙、理想追求型作家迁徙、高校内迁型作家迁徙五种形态。深入分析该年代作家迁徙的迁徙形态,可以清楚窥见作家迁徙的原因和动力,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作家迁徙与文学的关系提供支点。

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抗战文学的繁荣

作家迁徙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茅盾、废名等作家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华大地上四处迁徙,是作家个人性迁徙的典型;香港文化人大营救是作家集体性迁徙的典型。作家迁徙呈现出自身特点:作家集体性迁徙与个人性迁徙并存,作家迁徙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作家迁徙促进了抗战文学的繁荣与文学空间的拓展,对抗战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艺术探索与转型困顿——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转向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一种新的探索姿态。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构成沈从文文学生命的重要部分,是他精神心理与审美取向的具象化呈现。在此次艺术探索中,身体书写是叙事表达的重要途径,沈从文意在以生命的神性为旨归,追求肉体的精神升华和超越。“抽象的抒情”是他最终选择的艺术策略,主要体现为语词的技法和象征手法的使用。然而,抽象的艺术思维无法支撑沈从文那套宏大的思想体系,他的文字同样沉溺于无法清晰表达的焦虑之中。沈从文40年代的试验性小说创作引起的争议远多于对作品的正面评价,以失败告终。

玄黄未定之际的精神书写——论20世纪 40年代路翎中短篇小说创作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路翎秉承以文学启蒙人生的宗旨,自觉进行思想探索与艺术实验。路翎的中短篇小说独出机杼,不仅呈现了大时代的波诡云谲,对表象经验层面进行关照和摹刻,更以狂飙突进般的态度弘扬人对现实人生的血肉搏斗,敏锐把握劳动人民在时代环境影响下的精神焦点。在对劳动人民主体性的建立过程中,路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念,艺术性地呈现了人民的心灵图景,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

论20世纪40年代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性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众多女作家投入到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中。这些女作家凭借其独特的新市民小说创作在大上海名噪一时,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且与女作家自身的生存状态及价值观念有很大关系。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类独特的女性形象——家庭女性。在女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下,在当时上海特殊的文化语境影响下,这些家庭女性在家庭身份、家庭关系、个体选择上都呈现出畸形化的特点。

中国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20世纪30-40年代边政学的兴起

20世纪30-40年代勃然兴起的边政学是在外患日亟与国人致力于构建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边疆研究向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与传统边疆研究相比,边政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讲求多学科参与,尤其侧重人类学和政治学等新兴学科,不再局限于历史地理。研究边政的新式学会和学术期刊大量涌现,也使边政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研究形态。

20世纪40年代青海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式农贷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尽管存在重重阻力,但国家银行机构——中国农民银行等银行先后在青海西宁设立分支机构,中国农民银行通过青海地方当局及其下属机构,先后开展畜牧业、农业生产、农村集市贸易贷款业务,这不仅意味着首先向高利贷者提出挑战,使得青海农贷市场结构有所变化,旧式借贷系统所占市场份额有所下降;而且使得新式银行机构开始确立其在农贷市场上的地位。农贷业务不仅促使在青海建立起一套新的农贷制度,农贷银行也获得一定收益;而且促使农牧业生产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试论20世纪40年代四川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构

20世纪 40年代 ,四川省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县各级组织纲要》 ,力图在社会基层建立各级“民意机构”。然而 ,由于未能充分发动广大基层民众来公正选举民意机构 ,而是以“公正士绅”来代表民意 ,并且着重把“民意机构”当作完成各种行政任务的工具 ,这就造成“民意机构”只代表地方士绅以及其他有产者的意志 ,在解决民众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募、征丁、吏治腐败等问题上作用十分有限。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

20世纪40年代中共政权下蒙古族学生用教科书的编纂使用情况述论

近代教科书研究应成为治近代教育史者主要考虑的对象。目前学术界对于蒙古民族教科书研究投注精力尚少。对于20世纪40年代内蒙古西、东部地区的蒙古族学生用教科书的编撰使用状况进行了初步梳理,梳理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蒙古族学生用教科书方面投注了极大的精力,其民族教育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其控制区内的蒙古族学生的教育内容。

20世纪40年代初关于“妇女回家”问题的论战

20世纪40年代初,国统区关于“妇女回家”问题的论战显示,主张“妇女回家”的封建守旧派依据了长期以来颇有影响的生理决定论,而反对“妇女回家”的先进人士则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了具有社会性别理论特征的理念,并取得了舆论胜利,但实际生活中却出现了空前规模的裁减女职员逆流。先进人士对“回家论”者的批驳因服从抗战需要,没有持续下去,因而这次对旧思想文化观念的清算并不彻底。

论20世纪30～40年代的邦达·多吉

20世纪30～40年代,由于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不彻底以及僧人参政的局限性等原因,邦达·多吉等人遭受西藏上层保守势力的迫害,一生始终贯穿着艰难的抉择:邦达·多吉最初提出"康人治康"思想;组织了"和睦四友";后来参加"波巴政府",转而同情、支持和参加革命。在重要历史关头,邦达·多吉等康区实力派人物维护藏汉民族间的团结,重新修复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相对松弛的关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