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和寂寞的书写——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风格议

通读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苦闷和寂寞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追其产生的根源,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生境遇来考察,不难发现在动荡的40年代,温饱无着、生活没有目标的汪曾祺辗转于西南联大、上海、北京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接连碰壁,苦闷和寂寞的情感无处诉说,只能通过小说创作去抒发。

论20世纪40年代小说理论的“典型化”

20世纪40年代的权威小说理论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表现出了非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化”特征。这一具有“两极对立性”理论特征的小说要求,不仅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作出了规定,在选材构思、结构布局、情节模式及艺术倾向上也对小说进行严格的控制。此时期非权威的小说理论在对前述“典型化”理论的极端性、对立性进行纠偏的同时,其理论自身也与前者形成了“极端的对峙”。

论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现代主义特质

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以富有个人特色的写作方式创作了一批充满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文本,体现了小说创作在文体上的多样化探索及文字背后巨大的艺术潜质与思想活力。重回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的原点,可以看到小说在内容题材、写作技巧、审美理念等方面所彰显出的现代主义特质,更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融会贯通。

戏曲对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痴迷戏曲,中国传统戏曲不仅成为她写作的材料,也影响了她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创作,其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心理描写以及场景设置等诸方面。因此,戏曲既为张爱玲提供了一条了解社会百态的通路,也丰富了她小说创作的艺术。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输合作事业——以南区合作社运输队为个案

20世纪40年代,食盐的运输和外销是封锁环境下陕甘宁边区财政自给自足的依靠。为确保按期收到公盐,便利人民运输并提高边区运输力量,党和政府提倡广泛地“组织起来”,发展食盐运输合作事业。在党政的坚强领导下,南区合作社运输队历经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创造和积累了一套有效经验,带动边区盐运成功地突破个体运输局限,成为全边区食盐运输合作事业的模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折叠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叙事呈现出“折叠”的特点。时间在多维度的演进中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二者互相隐喻。在村庄的内部,传统与现代力量的碰撞使其展现出多层次的文化特点。叙事时空的折叠让作品的内容得到了延展,从而更富有张力。同时,“城市”成为作家审视乡土的重要参照空间,在城乡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让乡土拥有被言说的无限可能。以“折叠”切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可以理解20世纪末乡土社会的复杂变迁以及不同作家的文化选择。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的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书写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文化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书写。关于消费情形和状况主要书写了两个方面:一是奢侈、豪华、铺排的,二是贫穷、困顿、窘迫的;关于消费资源受损、消费条件不足的群体维护,以及争取消费资源、条件的事实,既书写了其自身的维护和争取,也书写了企业领导和基层干部为维护其权益而采取的举措。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还集中呈现了一些官员、商人和女性对个人消费资源的贪婪攫取和大肆侵吞。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消费文化书写的意图在于审视、反思和质疑、批判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

城乡之间:性别审视下的20世纪90年代小说——兼论“打工妹”形象的嬗变及其主体位置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代城市书写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趋势,即从对女性精神、观念层面的关注到物质性、身体性的转轨。以“打工妹”这一典型形象为例,为了平衡、解释、转移因急遽的社会经济变化造成的复杂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书写往往倾向于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与消费文化、社会性别秩序联系起来,用更为自然的性别化叙事替代阶层叙事。本文旨在从性别视角入手,关注社会转型期的性别关系与阶层、城乡或其他变量的复杂联系,揭示女性形象的象喻意义,同时重塑女性流动人口的主体位置。

论余华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中的重复叙事

余华于20世纪90年代创作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重复叙事策略在这三部小说中被多次使用。三部小说内部有着重复出现的意象和情节,文本之间又有着相似的结构,从不同视角反映出余华对父权文化这类典型问题的认知。

艺术探索与转型困顿——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转向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一种新的探索姿态。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构成沈从文文学生命的重要部分,是他精神心理与审美取向的具象化呈现。在此次艺术探索中,身体书写是叙事表达的重要途径,沈从文意在以生命的神性为旨归,追求肉体的精神升华和超越。“抽象的抒情”是他最终选择的艺术策略,主要体现为语词的技法和象征手法的使用。然而,抽象的艺术思维无法支撑沈从文那套宏大的思想体系,他的文字同样沉溺于无法清晰表达的焦虑之中。沈从文40年代的试验性小说创作引起的争议远多于对作品的正面评价,以失败告终。

玄黄未定之际的精神书写——论20世纪 40年代路翎中短篇小说创作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路翎秉承以文学启蒙人生的宗旨,自觉进行思想探索与艺术实验。路翎的中短篇小说独出机杼,不仅呈现了大时代的波诡云谲,对表象经验层面进行关照和摹刻,更以狂飙突进般的态度弘扬人对现实人生的血肉搏斗,敏锐把握劳动人民在时代环境影响下的精神焦点。在对劳动人民主体性的建立过程中,路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念,艺术性地呈现了人民的心灵图景,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与废名20世纪40年代的精神立场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废名战时在家乡黄梅近十年的避乱生活为底本,莫须有先生在现实中所遭遇到的衣食住行等具体问题都以废名的切身经历为据。观其所历,20世纪40年代之前废名的生活经历主要为北大求学—教书—交友—西山隐居,思想上偏重向“精神”层面求解。而黄梅避难意味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废名真正走向“世俗”生活层面,如何看待生活方式的改变给“自我”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如何解决一个知识分子掉进世俗的“魔障”中所面临的精神困惑,这是废名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精神危机”。以《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回溯性文本为寄托,废名用文学的感知方式触摸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置身于乡间或民间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在儒释道的“杂烩”中完成“自我”的精神修行,在格物致知的“理智”认识论中确立“为民”布道的知识分子精神立场。

从另一角度看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紫砂名壶仿古

20世纪20至40年代,有几位宜兴制壶艺人,应聘在上海为他人做紫砂壶仿古,文献史料中多有提及。《郑逸梅选集》、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戴小京的《画坛圣手吴湖帆》等文献中都提到一重要人物汤临泽,并认为其是上海仿古高手。2019年6月2日,嘉德拍卖了一批汤临泽当年做紫砂仿古名壶时,胡经画的一批《名瓷名陶图谱》。从这批图稿中可以了解到仿古紫砂名壶的程序及制作过程。画素描稿、线描结构图(通常是另外标注好尺寸),配制各种工具,再由艺人打样、制作、烧成、做旧等。根据多方资料显示,这段时间在上海做仿古紫砂名壶的艺人有汪生义、蒋彦亭、王寅春、裴石民、顾景舟、范正根、蒋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回到家乡宜兴的这些人,在1954年12月28日,被宜兴当地组建的“蜀山紫砂工场”聘请为辅导员传授制壶技艺,为新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做仿古习得的精湛技艺以及审美的提高,使得早期的紫砂工艺厂制作技艺得到全面的传承,宜兴紫砂陶也荣获了新中国“名陶之首”的美誉[1]。本文将依据文献资料,简单梳理出紫砂名壶仿古的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

多重语境孕育出的“宁馨儿”——路翎20世纪40年代小说审美风格成因初探

路翎20世纪40年代小说呈现出"悲""狂"审美风格,既源于路翎青年个性的影响,也带有"五四"鲁迅传统的印痕;既有时代风云浓墨重彩的,染,也有流派风格潜移默化的推动;既有西欧自由主义思潮的催生,也是俄苏爱国主义思潮的促成。多重文学语境的共同作用使小说呈现出既听命于时代又执着于个人,既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又坚守艺术阵地,既狂躁突兀又悲壮苍凉的特征。复杂特征的呈现使得路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一种醒目的存在,留下了富有启示性的经验和教训。

战时文化语境与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在小说观念和形式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其中对反讽姿态和叙述调子的选择,具有生成新的小说叙事和审美模式的可能性。在骆宾基的小说《北望园的春天》中,反讽成为一种结构性的视景,它不仅是叙事姿态和调子,还与作者在战时认知和体察世界的方式相关,最终有望生成一种与战时文化语境相适应的小说美学。这反映出作者试图在反讽与同情、审视与认同、犹疑与确定之间寻求一种非稳定性的平衡的诗学技艺,以及小说家在战争年代对人性状况、知识者自身生存境遇的洞察和反思。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

20世纪40年代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选编及其形象建构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鲁迅作品在国文教材中的分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抗战后期,国统区“国定本”教材中鲁迅处于“缺席”状态。解放战争初期,以开明书店为代表的编者在教材选编过程中对鲁迅形象进行重构,随之出现了“中间状态”的鲁迅。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教材中的鲁迅被建构成“革命战士”的形象。20世纪40年代战时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形象”嬗变,折射出政治文化的变迁。

20世纪20—40年代通俗小说在上海小报上的传播

单行本、杂志、报纸(小报、大报副刊)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三种最重要的传播媒体,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的三种文献形式。小报保存了大量的通俗文学资料。在上海小报发展史上,20世纪20—40年代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小报小说家。在报纸经营和小说家的职业化方面,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文化解码与价值重估——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志异叙事

20世纪90年代,将奇异现象纳入文学书写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广泛。无论奇异的物象、人的异禀,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人间发生关联的鬼魂,它们通过对“天道”“义理”“因果”等中国文化隐形结构的文学性激活,建构起自足的世界。在以物观世的文化传统、天人合一的精神诉求、因果循环的历史观念以及虚妄世情的摹写等方面,90年代长篇小说体现出与传统叙事资源的深层次关联。同时,这一现象与传统文化勃兴的时代氛围、民间文化的深层滋养以及多元语境下文学的本体性回归有密切关联。从审美角度来看,志异叙事固然对扩展小说的表现领域大有裨益,但也提醒我们注意甄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警惕消费语境下“为奇异而奇异”的书写现象和对传统文化的狭隘性处理。只有深入发掘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学创作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略论余华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的记忆书写

余华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可以被视作“关于记忆的书”。作品呈现了以“疼痛”唤醒经验的记忆样貌,借助记忆叙事反映人物的“寓居世界方式”。将余华对记忆的关注与他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转型联系起来,由此探索余华对于文学效用的设想,考察余华书写记忆的原委以及相关文本获得的实际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