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

20世纪40年代文学在战时中国充满转折与流动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丰富驳杂的文学史面貌。在"大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下,钱理群的研究以"历史交接期"与"多元化格局"的整体判断确立了40年代文学的总体构造;以"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为问题意识的核心,考察知识分子在转折时代的选择问题;并对一批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的文体实验做出了奠基性的开掘。

论20世纪40年代文学英雄形象的嬗变

20世纪 4 0年代是一个始终处在战火洗礼中的时代 ,英雄形象成为这时期文学中的一个中心。但 4 0年代文学中的许多英雄形象却严重匮乏自我精神和主体意识 ,相当长一段时间中 ,还出现了英雄形象的严重缺席。 4 0年代英雄形象塑造的背后 ,折射的是这时期文学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现象。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输合作事业——以南区合作社运输队为个案

20世纪40年代,食盐的运输和外销是封锁环境下陕甘宁边区财政自给自足的依靠。为确保按期收到公盐,便利人民运输并提高边区运输力量,党和政府提倡广泛地“组织起来”,发展食盐运输合作事业。在党政的坚强领导下,南区合作社运输队历经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创造和积累了一套有效经验,带动边区盐运成功地突破个体运输局限,成为全边区食盐运输合作事业的模范。

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重返《生死场》、女性主义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知识氛围——重读刘禾《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刘禾的《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是《今天》杂志“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收获。但是,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生死场》与萧红小说《生死场》之间的缝隙与错位,显示出刘禾以女性主义方法照亮被“民族国家文学”宰制的《生死场》时,有意无意地对这篇小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从而压抑了小说自身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刘禾对《生死场》的解读方式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在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时可能产生的一些偏离和误区,这些偏离和误区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知识范式转换的症候式表现。

20世纪50~60年代的传记文学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的传记文学研究艰难起步,在真实性问题讨论与争鸣、革命领袖传记与革命回忆录研究、英雄传记与其它传记的评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成就较为突出,其中革命回忆录研究业已形成独特的研究格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50年代《武训传》的讨论与粗暴批判,60年代《刘志丹》大冤案,而留下惨痛教训。

《历史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文学

《历史文学》是由花城出版社主办的一份刊物,创刊于1983年,于1986年年底停刊。在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中,《历史文学》也许微不足道,其忽兴与忽衰并未引起多少人关注,甚至不少人至今还不知有其存在,但作为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以历史文学创作为宗旨的文学刊物,它自有其办刊思路与理念。它通过发表小说、诗歌、电影、电视、戏剧、随笔、札记、译作、评论、研究等,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爆热到逐渐降温而趋于平缓的历史文学思潮相呼应。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与废名20世纪40年代的精神立场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废名战时在家乡黄梅近十年的避乱生活为底本,莫须有先生在现实中所遭遇到的衣食住行等具体问题都以废名的切身经历为据。观其所历,20世纪40年代之前废名的生活经历主要为北大求学—教书—交友—西山隐居,思想上偏重向“精神”层面求解。而黄梅避难意味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废名真正走向“世俗”生活层面,如何看待生活方式的改变给“自我”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如何解决一个知识分子掉进世俗的“魔障”中所面临的精神困惑,这是废名在20世纪40年代所遇到的“精神危机”。以《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一回溯性文本为寄托,废名用文学的感知方式触摸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置身于乡间或民间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在儒释道的“杂烩”中完成“自我”的精神修行,在格物致知的“理智”认识论中确立“为民”布道的知识分子精神立场。

20世纪40年代作家迁徙与抗战文学的繁荣

作家迁徙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茅盾、废名等作家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华大地上四处迁徙,是作家个人性迁徙的典型;香港文化人大营救是作家集体性迁徙的典型。作家迁徙呈现出自身特点:作家集体性迁徙与个人性迁徙并存,作家迁徙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作家迁徙促进了抗战文学的繁荣与文学空间的拓展,对抗战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另一角度看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紫砂名壶仿古

20世纪20至40年代,有几位宜兴制壶艺人,应聘在上海为他人做紫砂壶仿古,文献史料中多有提及。《郑逸梅选集》、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戴小京的《画坛圣手吴湖帆》等文献中都提到一重要人物汤临泽,并认为其是上海仿古高手。2019年6月2日,嘉德拍卖了一批汤临泽当年做紫砂仿古名壶时,胡经画的一批《名瓷名陶图谱》。从这批图稿中可以了解到仿古紫砂名壶的程序及制作过程。画素描稿、线描结构图(通常是另外标注好尺寸),配制各种工具,再由艺人打样、制作、烧成、做旧等。根据多方资料显示,这段时间在上海做仿古紫砂名壶的艺人有汪生义、蒋彦亭、王寅春、裴石民、顾景舟、范正根、蒋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回到家乡宜兴的这些人,在1954年12月28日,被宜兴当地组建的“蜀山紫砂工场”聘请为辅导员传授制壶技艺,为新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做仿古习得的精湛技艺以及审美的提高,使得早期的紫砂工艺厂制作技艺得到全面的传承,宜兴紫砂陶也荣获了新中国“名陶之首”的美誉[1]。本文将依据文献资料,简单梳理出紫砂名壶仿古的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

20世纪40年代左翼期刊译介俄苏文学文论的流派特色

20世纪40年代的左翼文艺界形成了以一些刊物为核心的几支带有流派特色的批评队伍。这些刊物在俄苏文学和文论的译介上展示了不同的理论个性。《七月》坚持文学的审美主体性理想,偏重文学理论的译介,关注非主流的文艺作品,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人性的意义;《文艺阵地》持主流立场与服务抗战的态度,重视苏联文坛的主流思想和作品,重视战争题材的作品和理论,重视文学"知识"的介绍;《中国文化》从政治高度思考文学的问题,大力译介苏联主流文论,并重视对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介绍。

20世纪40年代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选编及其形象建构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鲁迅作品在国文教材中的分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抗战后期,国统区“国定本”教材中鲁迅处于“缺席”状态。解放战争初期,以开明书店为代表的编者在教材选编过程中对鲁迅形象进行重构,随之出现了“中间状态”的鲁迅。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教材中的鲁迅被建构成“革命战士”的形象。20世纪40年代战时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形象”嬗变,折射出政治文化的变迁。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主题

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 ,2 0世纪 40年代中国文学中表现出比较明确的回归传统主题倾向。这首先表现在其对于传统家国观念和道德伦理的肯定与宣扬上。它是战争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 ,又体现出对于现代性一定的背离。“土地”意识是 2 0世纪 40年代文学传统主题的另一个方面 ,其中所包含的珍爱土地和怀念土地主题 ,是民族危难国土沦丧时代现实的折射 ,也是传统爱国文化精神的迸发 ;而解放区文学对于传统土地关系变化所产生巨大影响的细致描述 ,既隐含着中国农民与土地间深厚的血脉联系 ,又体现出新旧政权的更迭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历史性变迁。

论20世纪40、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原因——兼论中国现代作家后期创作现象

文章论析了从 2 0世纪 4 0年代到 5 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复杂原因。认为从30年代到 4 0年代的文学就逐渐开始了文学形态的某些转变 ,并影响着后一时期的转型 ;从 4 0年代开始 ,现代文学整体上呈现出艺术上的滑坡趋势。这种转型与滑坡现象的原因 ,除了社会环境的外部制约外 。

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思潮几个特征的考察

战争构成 2 0世纪 4 0年代文学发展的核心背景 ,制约和影响着这一时期文学观念和文学运动、创作方法与创作潮流、文学思潮与文学论争的发生演化 ,形成战时文学思潮的一些特殊形态。

从苏联历史档案看20世纪30—40年代苏联对文学书刊的事前审查

20世纪30—40年代苏联对文学书刊的事前审查越来越严,一部(篇)作品的问世要经过书刊审查机关的重重关隘,极其艰难,但审查机关还是不能把所有"有害作品"查禁殆尽,避免其与读者见面;各审查机关的领导者既痛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审查制度带来的苦恼,也看到了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但他们却不敢公开指责这种制度,相反还主张对那种放宽审查的企图进行坚决回击。

20世纪40年代的国统区讽刺文学

20世纪40年代讽刺文学的蓬勃发展,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表现与批评空间,而且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集体力量,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黑暗,我党对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作家讽刺文学创作的自觉及对作品的适度包装等原因,国统区的讽刺文学也蓬勃发展,并迅速占领国统区的文艺阵地。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小说广播与当代文学变革——理解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媒介视角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成为学术界最近热议的话题。暂且抛开理论的枝枝蔓蔓,在我有限的视野内,似乎还没有学者注意到广播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但回到当代文学的现场,应该说广播媒介或多或少地塑造了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乃至自身的形态。尽管广播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人们接收讯息的最主要方式,但近年有声读物的崛起,也反过来促使我们回望广播这种媒介的作用。事实上,广播曾经很长时间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传播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