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儿女与神魔——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故事学”

20世纪50—70年代文艺之所以在今天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得之于其在“故事学”层面融冶古今中外的异于前代的艺术创造。它以事关阶级/国家的总体性实践为其英雄的“新和旧的斗争”赋予历史深度,以巧妙的情欲剥离、情欲资源分类配置之编码原则将儿女讲述的快感机制安全地导入“英雄的历程”,更以源自中国“旧小说”的“神魔斗法”机制创造了革命年代的叙事奇观。对于此种合英雄、儿女、神魔于一体的艺术经验,今日学界尚无有效总结,但在当前电视剧、电影等大众文艺生产中业已开花、结果。

从“自由进入”到“限制-融合”:20世纪50—70年代英国移民政策的变化

20世纪50—70年代,英国对英联邦内亚非裔移民的政策经历了自由进入到限制融合的变化。二战后劳动力的短缺使英国政府一度对这个移民群体持欢迎态度:只要是英联邦的公民,都有资格进入英国。大量移民的涌入影响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并引发了生活方式的冲突。1948年移民法案重申了英联邦与殖民地人民自动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权利。1962年法案规定只有在英国出生或持有官方签发的护照,方可移居英国,从而根据护照类别把移民限制在技术或紧缺人才范围内。1971年的移民法案进一步规定只有父辈或祖父辈具有英国国籍的人,才有移民英国的资格。这一措施几乎是完全阻止了来自英联邦的、以定居为目的的移民的进入。在对英联邦亚非裔移民进行限制的同时,英国政府对欧洲移民逐渐持开放态度。

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西方城市书写

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华文文学,是第一批以西方城市为书写背景或表现对象的华文文学,其中的西方城市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并且充满华人移民对西方城市的消极体验,这与80年代以后中国的城市文学形成微妙的呼应,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叙事被消解,代之以美国与中国的二元对立,美国城市成为华文作家民族性与西方城市现代性斗争和博弈的场所,其结果是,华文作家以强大的民族性对西方城市现代性进行了挤压和驱逐,致使其文学书写中对西方现代性的集体去魅。

关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思考——米尔格兰姆的启示

米尔格兰姆的试验结果之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启示在于：它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负面的文学史事件时应更多地对“组织环境”，也应对作家同样具有的“服从权威”这一人性特点作出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的讲授对帮助学生认知“组织环境”与文学生存之间的关系、促进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品格的深刻反思应该说是有相当独特的价值的。

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重探20世纪50—70年代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及其内部逻辑

中国当代史上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是哲学领域“大跃进”的表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因主角是工农兵群众，也常被称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严格地说，“学哲学、用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动，没有具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再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社会再现

“八十年代叙述”一度导致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失语,实则它在社会再现方面的成绩不仅优于精英本位的古代士大夫文学与现代“抒情派”文学,甚至较之《白鹿原》等新历史主义叙述也更切近的“低层中国”之主要事实。当然,“见”与“不见”总是缠绕并至,此种社会再现是阶级话语与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本土逻辑竞争、博弈的结果,其间也多有对社会实相的删减、改写与虚构,然而这未必可以理解为虚假,其所涉及的事关共同富裕、平等、劳动之文化建构,正是中国革命旨在争取弱者生存权利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20世纪50-80年代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的范式特征研究

20世纪50-80年代,丝绸产品为助力国内经济复苏和出口贸易创汇做出了贡献,随着技术、工艺、纤维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设计生产了大批用于内销和外销丝绸新花色、新品种。此研究以范式理论为基本依据,以当时重要的丝绸品种之一——织锦缎为主要对象,从图像学、文献学等角度,分析、探讨了织锦缎花卉纹样设计观念、方式的演变过程,设计范式的转换途径及相异模式,同时也阐释了丝绸设计范式发展与政治、社会、经济、人文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现代丝绸设计范式的发展与建构提供相应的启示。

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干部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农村建党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形态通过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不仅是所有制形式的重大变更,更是农民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的调适过程。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首先是针对乡村中的关键群体——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结束后开展的农村建党,借助在建党训练班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并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思想层面对入党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率先转变为此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50~60年代的传记文学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的传记文学研究艰难起步,在真实性问题讨论与争鸣、革命领袖传记与革命回忆录研究、英雄传记与其它传记的评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成就较为突出,其中革命回忆录研究业已形成独特的研究格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50年代《武训传》的讨论与粗暴批判,60年代《刘志丹》大冤案,而留下惨痛教训。

20世纪50年代妇女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矛盾冲突及政策因应

20世纪50年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后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随之凸显,对妇女身心健康、儿童成长、家庭生活乃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采取合理安排与使用妇女劳动力、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及动员妇女退职回家等措施予以应对,从而缓和了妇女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劳动解放理论,但同时也存在某些政策预期与执行效果落差较大、家庭领域男女平等落实不力等种种缺憾。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的这些探索与实践,为妇女普遍社会参与的当下妥善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促进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冲突、调适与共处:20世纪50年代的“中医进医院”

20世纪上半叶,嵌入中国医疗版图的西式医院逐渐得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同,而中医执业空间则受到挤压。作为改进中医工作的主要措施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医进医院”的过程自不免冲突和抵触。经历了数年的冲突和调适,“中医进医院”由点到面推开,新建中医医院和在综合医院设立中医科成为新中国“中医进医院”的主要方式,中医诊疗活动的“科学化”则是其无可避免的结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巴关系与社会交往——以20世纪70年代援建中巴友谊公路为中心

民间常以“巴铁”形容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关系,“巴铁”形成离不开两国长期的民意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巴友谊公路境外段的修建,提供了中国援建人员与当地社会接触的机会。“贫穷”与“新奇”是援建人员对异域国度的直观印象;以此为基础,与当地上层和民间两个层面展开的社会交往被赋予意义。援建人员与当地的社会交往,使得所谓“民意基础”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国转入合作关系的历史时期,即已初露端倪。不同文明之间日常层面的认知理解、互利互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日常化安排中的实现,对于国家间关系的维护具有不可忽视的持久影响。

全球电影史里的跨国民族电影——冷战全球史与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电影的历史建构

由于各种原因,在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电影予以整体观照和具体阐发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欧美视域下的"非连续"性与国族视域下的"断裂"论。然而,如果将20世纪50—70年代亦即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纳入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电影及其内部相互比较生发的维度,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则既是对1949年以前战争背景下中国早期电影的合法性延展,又跟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电影一样,成为民族电影在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具体呈现。基于冷战全球史的视角考察社会主义中国电影,有望建构一种新的跨国民族电影史。

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重构与发展: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体育学院为视角

选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体育学院为研究对象,考察50年代初期院校调整运动时期体育学院的形成,体育学院培养目标和数量的变化,以及竞技水平的展现。在此基础上,从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理论表象论述大学竞技体育的重构,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研究得出结论:1)体育学院是效仿苏联单科高等院校模式建构,院校调整运动时期的产物;2)体育学院目标和数量的变化深受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影响;3)体育学院重构了50年代至70年代大学竞技体育;4)体育学院是竞技体育体系和教育体系分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20世纪70年代浙江丝织纹样设计范式特征研究

计划经济时期的浙江丝织绸缎设计与上海印花绸齐名,其经历20世纪70年代初新一轮外交政策与国际贸易活动后,迸发出新的活力。文章针对此时期浙江丝织绸缎,以历史文献、绸样实物与图像资料为研究参考依据,从设计学角度,通过对纹样设计范式核心构成要素即题材、造型与色彩进行整理归纳、对比与分析,并结合彼时社会语境,以释读其多元的设计观念。研究认为,创外汇的刚需及国家形象展示诉求赋予了丝绸快速扭转研发方向的特殊性,纹样除复现传统题材外,展现出时代风貌,并对外来纹样进行本土化改造;造型上展现出写实风格新样态,广泛运用“花精叶粗”的设计手段,且更注重纹样延展性;并根据外销市场较及时地调整配色,并注重色彩和谐。这些归因于彼时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包括坚持以实用性为前提的纹样设计原则及整体氛围。

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类型

20世纪50至70年代,因文化保守主义内部对在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造成的社会实践变革的反应不一;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探索中对文化保守主义呈现出日益正误交错状的倾向,致使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关系。如处于接受改造与自我批判的留在大陆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学家,对中国化马克思构成了维护型或弱挑战型关系;流落到港台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学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强挑战型关系;1950年代后期逐渐以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虚假面目呈现的文化保守主义,则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表面维护、实为强挑战型的关系。同样,其间党在处理这三种类型的文化保守主义方面的实践,也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

破而不立欲速不达——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中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并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50年代末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三次批判高潮。其间尽管中共中央采取过一些措施对之进行制止,但由于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扰,使得效果有限,批判活动仍然一再出现回潮。三次批判高潮的出现,既有不同的直接的社会原因,也有共同的潜在的历史原因。批判者认为,只有清除科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使其快速发展。但事与愿违,所谓的科学批判不但没有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而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20世纪50年代新疆南疆地区文化团体建设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南疆地区采取组建各类宣传队(团)、推动当地文工团建设、选派慰问团、加强与国际文化团体交流等举措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体系。党和政府以文化团体为媒介,不断塑造南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福建现代戏创作生态平议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传统戏曲由文化瑰宝成为文化毒草,遭到禁演;现代戏因政治宣传的需要,独占戏曲舞台。这种割裂传统的急变,对浸润传统的普通观众来说难以接受,也使剧作家、导演、演员等舞台工作者都面临困境。在这样的创作生态影响下,现代戏在内容上符合政治宣传的需要,但在艺术上大多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剧。

权力话语与批评话语齿轮的咬合——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际反观20世纪50-70年代的文艺批评

文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文艺研究的一个无可回避也无需回避的话题。伊格尔顿就曾说过，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或文学史，因为，“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文艺必然关涉政治利益和权力问题，不存在真空状态的所谓“纯粹”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文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直面中国当代文学难以绕行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事件的解读，反观20世纪50-70年代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以期有益于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